從聖經角度看消費文化（陳龍斌博士）

謝謝駱穎佳博士能夠簡單又深入淺出，又有洞察力地看到現在香港教會所面對的消費文化和市場化等等潛在的危機。當然，我們基督教信仰一定是基於聖經去回應一些事情。聖經是那麼多年前寫的，按道理說，那時沒有現在的消費主義，對於今天的課題又有什麼啟廸呢？我們將時間交給陳龍斌教授。

講員：陳龍斌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今日坐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是因為「市場的需要」，因為市場需要一個聖經學者，所以我就坐在這裡。事實上，我今日本來應該是–現在是我太太坐月子期間，太太剛生下小朋友–我應該要帶大女兒去面試，但是結果我還是不能完成作為父親的責任，就將她交給其他人，因為這個市場需要我坐在這裡。不過說回來，大約是上星期的時候，由於「納沙衝破了李氏力場」（註一）的緣故，結果就多了一天的假期，當然對我來說，那日也很開心，突然多了時間可以做一些事，這個「香港現象」的比喻表示彷彿支配著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幕後有一隻手或者一股力場去影響著我們。

當然，對於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的香港人來說，其實一般人不會很喜歡幕後黑手，如果有一些人在背後影響著我們的工作的升遷，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的取態或者一些抉擇，我們其實不會很喜歡這樣一個幕後的黑手。但是基本上，市場的經濟就是一隻invisible hand（一隻幕後的手）在背後。我們今日的題目「信仰市場•消費教會」就表示，當我們嘗試了解這個信仰、了解這個教會的時候，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去了解這個信仰–當然，這個信仰可以從神學的角度，可以從其他的角度，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似乎是其中一種現在想討論的途徑–可不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探討一下究竟跟我們整個的教會、整個信仰之間的運作呢？

基本上，當我們去看這個題目的時候，似乎它分上下兩部分，一個是「信仰市場」，一個是「消費教會」。

上半部分「信仰市場」，如果就破題來說，它也可以分成兩個分題，一個是「信仰的大市場」，也就是信仰市場的經濟；另一方面，就是「信仰的市場化」。當然，這兩個現象在今日香港的教會裡是我們比較容易了解的。

「信仰大市場」也就是我們作為香港教會的一部分，在受這個市場經濟的影響的時候，其實在某种程度上，我們教會也是既得利益者。事實上，我們也不是完全批評或者是絕對抗拒它的。讓我舉一個例子，好像我們友好的講員，今日沒有趕來的那一位，他的宗派是屬於香港教育產業的其中一個大的支派，基本上，當我們選學校的時候沒有辦法不選他的學校。事實上，對香港的教會來說，在作為在這個市場運作的一部分的情形下，我們有時也是既得利益者。怎樣將這個市場公開化是很難的，因為就教育而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優勢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就「信仰市場化」而言，其實又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因為對很多福音派的教會來說，我們舉目向田觀看，全部都是「禾場」。「禾場」就是「市場」，「市場」就等於「禾場」，很多時候，很多福音派的概念都是這樣。什麼意思呢？當我們看到一個福音禾場的需要的話，你敏感於你的聽眾對怎樣宣講福音的回應。那一陣子如果是流行講見證的，那麼可能當見證模式宣講的時候–又有聖經的根據，聖經也說「向萬人作見證」–這些見證的模式其實不被理解成「市場」這樣在教會看來很世俗的字眼，不過它用「禾場」來表達而已。在福音派的教會裡的運作中，很多時候也「信仰市場化」了。

當我們看這個下半部的題目「消費教會」，我們也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講：一個是「消費者的教會」，另一個是「消費的教會」。事實上，這兩方面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它可以是剛才的講員所談及的問題，但是否一定是完全負面的呢？不是。問題是，當一個教會作為一個消費的教會的時候，作為參與在社會裡的一部分，它的影響力究竟在哪裡呢？問題在於這個教會是「怎樣消費」。第二方面，就「消費者的教會」而言，剛才無論是主持和穎佳都分享到似乎sort（揀選）教會好像是很邪惡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也是在轉教會，我自己也曾經跟講員分享過，我也盼望人生有一日寫一本書「為何我轉教會」，可能也有市場，也相信有人會喜歡看，因為在今日，當我們去思考，事實上，香港的教會若能真的滿足每一個會友的需要的話，真的是不會有人轉教會的，很多時候信徒都是在逼於無奈的情況下，他才需要轉教會。「消費者的教會」是否一定絕對錯，或者我們是否一定要效忠於某一個教會呢？這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概念。

當我們回到香港的教會在這個題目下的背景，當然我們剛才我們所說的跟聖經所出現的時代、特別是耶穌的時代，其實並無一個直接的關係，因為在耶穌的時代，人們並不是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中。在此當中，我們如何去思考這個題目呢？除了將聖經強行應用於今日的處境外，其實當時有什麼元素值得我們今日還思考的呢？

的確，在耶穌的時代，耶穌生活在羅馬帝國的時代，羅馬帝國當時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羅馬帝國是由不同部分組成，譬如有一些是地方是鄉鎮，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但是對羅馬帝國作為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來說，它又不是完全由自給自足的鄉鎮來運作的，它有某種程度的一種的計劃經濟在背後，由它的當權者來支配整個羅馬帝國的運作，某些部分就像是一個市場的雛形。耶穌和他的門徒、他的教會就活在一個這樣的生活體系當中。當時，我們學者也理解，耶穌其實是生於一個猶太教的背景，甚至由他出來呼召的門徒，整個一生來說，耶穌也是在猶太教的思想裡遊走。不過今日所理解的猶太教並不是單一的猶太教，它有點像是我們春秋時代所謂「百花齊放」時代的情況。簡單來說，回應著整個羅馬帝國支配著的、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多民族的社會的時候，整個的信仰體系，就算是猶太教裡也是百花齊放。耶穌作為其中的一個運動，他使很多人在這個運動中作出一個信仰的選擇。信仰彷彿回應著整個羅馬政治經濟體系，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信仰本身也是一個市場。

事實上，今日也有一些學者，當然你可能未必完全同意，一些聖經研究學者正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早期基督教形成的過程。當我們再進一步思考的時候，當時的門徒之所以跟從耶穌，如果你從「信仰是一個市場」的角度去看，當時他們並沒有一個所謂「效忠某一個猶太的傳統」的絕對的選擇，事實上，對當時的門徒來說，他們也有很多的選擇，他們根本就是在選擇當中，怎樣的猶太信仰更能回應當時外邦人的生活。簡單來說，它在回應當時最重要的社會議題，「猶太人如何跟外邦人相處」，不同的猶太傳統就有不同的取態，他們正在選擇，教會和教會的門徒作為一部分的時候，他們也選取了不同的方式來回應當時的經濟模式、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當中的一些教會，例如使徒行傳裡所講「凡物公用」，某個程度上教會就好像一個獨立的體系，在整個羅馬經濟的運作下，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經濟生活模式：在他們的集體中，凡物公用。在早期的教會，同樣地，門徒也參與很多周濟人的工作，這個不只是為教會的內部，甚至為教會以外這個社會的人士，這種模式影響到早期中世紀的教會對人的周濟、慈善工作的雛形，也是這種模式。

當我們大概講了當時早期教會的情況，我們回來看整個聖經在回應社會方面，基本上可以說是有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其實可以說是在猶太的社會，就是舊約的時代已經形成了。而這種形成，特別當他們面對的不只是猶太這個民族的內部處境的時候，特別是當這個國家國破家亡、面對外邦文化的時候，他們開始要選擇怎樣作出回應。

譬如最近我在聖公會有一個次經講座裡，我就提到一個話題，次經裡有一本書叫「耶利米書信」，耶利米書信的雛形其實是來自我們聖經舊約的正典耶利米書二十九章有一封是「耶利米書信」，就是耶利米先知寫信給那些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在聖經正典裡的耶利米書二十九章講到，你這群被擄的人要在那個城市裡為著那個城市求平安。但是到了後來，隨著次經的發展就出現了另一種思想：當你被擄到外邦文化中的時候，你要分辨外邦偶像的這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抗爭。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這兩種思想在被擄時期逐漸形成，也影響著新約時期，對外邦文化是兩種不同的取態。在我們耳熟能詳的保羅書信裡，比如羅馬書裡說我們要為在上者求平安，也在給教牧的書信有同樣的思想，甚至在彼得前書中，保羅的這種思想也仍然進一步地發展，講到要順服掌權者，以致你能夠在一個外邦的文化裡生存，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在舊約被擄的時期，在耶利米書里已經植根了。但是在次經裡的這種對外邦文化的抗爭–當然我們在正典裡也看到，如但以理書也有這些或者其他的現象–流傳到新約的時候，就出現了另一種很重要的文體，就是「啟示文學」。我們的新約聖經不是全都像在保羅的書信裡「求平安」的情況。三卷最重要的福音書，包括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及獨立的啟示錄，都有這個啟示文學的特色。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今日不會多說保羅那種對社會求平安的情況，那種也重要，但是我們不要只集中講那種取態，反而我們從啟示文學的角度去補充今日香港教會面對這個課題的時候兩個比較忽略的方向。我發覺當我要講啟示文學的時候，其實啟示文學在香港的教會已經在被「消費」了，為什麼呢？每當大事發生的時候，跟啟示文學相關的內容就開始被消費，我們可以大膽去預言，這個課題到明年的聖誕節都會流行，因為在2012前，啟示文學也一定被消費。事實上，啟示文學也被搬到了銀幕上–不斷地談論，在這個時代，何時會世界末日–是在被消費當中。

我記得有一次，在神學院的時候，有一次請了一位牧者來分享–當時的神學院請不同的牧者來分享，但不代表神學院的立場。我相信對於那位牧者的分享，同事們也記憶猶新。牧者剛好是在金融海嘯不久後就來，他說他領受聖經裡很多啟示文學的理解，認為這個「末世」已非常接近。在金融海嘯的前夕，他跟會友有一個按照他對聖經理解的宣告，他跟會友說將全部都沽出。當時他來我們學校的時候當然是說「哈利路亞」，因為會友都很感激他，因著牧師宣告了一個「全沽」的消息，結果很多會友都沒有損手爛腳。但是我心裡不停地問：牧師你何時會叫會友「再買入」呢？這才是關鍵的市場定律，但他沒有道出這個關鍵的部分。當我們思考的時候，發現啟示文學已經正在被消費。

但是啟示文學對於當時耶穌時代來講，它可以被使用的其實不只是這個情況。我們今日只是提兩點。若然我們談到「信仰市場」，我們可以朝兩個方向思想：第一，我們要思想「信仰在市場」，即，信仰怎樣在市場裡發揮影響力？第二，就是「市場要信仰化」，我們不單單帶信仰到市場，而且可以倒轉，將市場信仰化。當我們思考的時候，可以從啟示文學得到兩個方向的啟示：朝著這個題目「消費教會」去思考，第一方面是教會的良心，第二方面就是良心的消費。我們從這兩方面來思考。第一件事，當我們看整個啟示文學的時候，在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下，在羅馬的主流社會中，它宣告羅馬的經濟運作將會是千秋萬載的，這就是所謂的羅馬和平。整個運作將會造就所有不同民族的利益，但是事實上在低下階層生活的人，包括耶穌和跟耶穌同代的人，很多人分享不到那時經濟的利益。當耶穌談到關乎啟示文學的訊息的時候，當中談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地震」等等這些訊息的時候–當然你可以說是耶穌在談我們廿一世紀這些末世的事件，可以從那個角度去看，但是當時的人，若然他們是理解成耶穌是在談廿一世紀的東西，若然只是這樣的話，無人會有興趣將耶穌這個訊息流傳到今日–當時的人聽得明白，他們活在一個羅馬帝國的社會底下，當他們聽到耶穌這些訊息的時候，似乎耶穌在宣講的一種世界觀或者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和當時羅馬社會所談及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將兩者並排去看，啟示文學彰顯的世界發展的趨勢恰恰就跟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有一種抗衡，或者是一種否定，或者是正拆穿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裡的問題所在，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們很需要重尋啟示文學在除了談到一個時間表之外，作為教會的良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穎佳跟我們談到，現在很多的產品已經成為icon，當我們看icon這個字的時候，其中一個字眼在啟示錄的第十三章，有兩隻獸，一隻是從海中出來，另一隻是從地上出來。地上出來的獸，我們耳熟能詳，凡是這隻獸可以影響到當時的人，如果我們不受這個印記影響的話，沒有人可以做買賣，但若然我們受這個印記影響的話，將會有「六六六」的記號，這是一個經濟的記號。在啟示錄的第十三章，不是一個宗教的記號，因為他強調這個買賣的字眼，是一個經濟的記號。

從這個角度去看，其實啟示錄跟我們耳熟能詳的福音，如果是純粹個人化的福音–你為什麼要信耶穌？因為你個人有罪，我們需要悔改接受耶穌的福音以至我們得到永生–我已經做了一個信仰的宣告，所以我不是異端。但是除了這個信仰的宣告以外，我們整個信仰對這個制度是有批判的，啟示錄若然只關心個人信仰，就應該停留在啟示錄的第一至第三章，但是啟示錄後文一直談的已經脫離了純粹個人的選擇，而是講整個制度對生活當中的人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去看，就會發現今日香港的教會對這方面的實踐非常缺乏，我們整個信仰仍然講個人得救的問題、你個人怎樣在這個社會裡奮鬥的問題。但是思考一下，我覺得金融海嘯最悲哀的是剛才我所舉的例子：不是香港的教會沒有作出回應，香港的教會有很多的講座，而且是非常賣座；當時就會說，為何你今日在金融海嘯中損手爛腳？你現在應當悔改，因為你貪心。當時很多這些鏗鏘叫人悔改的訊息，但為何不在市場經濟非常蓬勃、炒樓炒得很厲害的時候罵人呢？因為那個講員可能自己也有份參與，所以在那些時候不可以罵，但是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市場需要他出來罵人。但是問題在於對整個資本主義是沒有反省的，因為整個的問題也是個人的問題。整個金融海嘯的悲哀是我們有很多很叫座的講座。當這個市場復甦過來的時候，教會、機構立即推出一系列「我們基督徒如何投資呢？」的信息。這一切已經是當時的主導，但是沒有人對這個資本主義進行反省。

德國人除了勤力外，是喜歡反省的。譬如德國有一個神父，他恰巧地也是叫Mars，他不是Karl Mars，不過他也是叫Mars。他立即出了一本書批評資本主義，很有意思，從教會的角度去批評資本主義。但是今日香港缺乏這樣的批評，無論從神學的機構，從教會的內部，我們教會確實對於生活的整個環境缺乏一種良心。我們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但是在當中我們缺乏對整個制度的反思，我們所追求的仍然是個人化的信仰。這一點我們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去認同：其實我們需要投放更多的資源去進行這種神學的反省，你如何活在這個市場之下能夠有一種另類的生活模式。如果你真的要「消費」，你可以考慮消費神學，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神學。不過，你消費一種怎樣的神學是你需要去思考的，因為我們需要神學扮演一種好像啟示文學的功能一樣，能夠對這個時代進行一種反思。

第二方面，當我們教會真的作為良心的時候，啟示文學會扮演另一種的作用，提醒我們活在一個時代中，我們如何去關懷其他人的需要。譬如在著名的馬太福音第二十四、二十五章裡，這個最後的長篇講論裡，開始的二十四章是耶穌預言末世的事件，但是整個二十四、二十五章的結束就出現了一個很出名的比喻，就是在末世的時候，耶穌要分辨綿羊和山羊的比喻。這個比喻很簡單：如果你在我飢餓的時候就給我的，你就已經服侍在耶穌身上；如果在一個人口渴的時候給他喝，這也是在服侍耶穌。有很多的文學作品，包括托爾斯泰也寫過一個很出名的故事是關於這個內容，提醒我們怎樣去關懷有需要的人。

不過整個比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值得留意：耶穌不只是讚你在幫人，也在罵一些人，當他飢餓、貧窮的時候，你沒有留意到他們的需要–這個同樣值得耶穌後來去提醒。所以我們在座的沒有做什麼壞事，但是我們的忽略也是一個問題。整個模式是，當我們說要給一個飢餓的人吃，或者給一個口渴的人喝的時候，真的實踐起來的時候，不一定是以慈善的方式。就今日的時代來說，其實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再進一步地去做，包括譬如這個所謂的「良心消費」。其實我對「良心消費」這個名詞是有保留，不過暫時我想不到一個更好的學術名詞，因為通常來說，人真的是沒有什麼良心的，所以你很難「良心」消費；你講「責任消費」，人們又不覺得跟我們的「責任」有關。

不過，當我們無可避免是一個消費者的時候，我們消費什麼呢？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在這個末世的時代裡，我們的消費究竟給別人帶來一種什麼的意義呢？譬如說，世界的全球化是對某一些人進行剝削或者所謂貿易逆差，在罵我們中國的貨幣幣值問題等等。美國又不會罵自己，因為整個的國際貿易賺得最多是它，它付出的勞力相對是最少的，它所賺的是品牌，但是整個第三世界，有很多人是被剝削的。舉個例子：我們對公平貿易的參與。我們在當中可不可以通過消費這些用品而成為對別人的一種關懷呢？

在整個的講論裡，讓我作一個很簡單的總結。從聖經的角度來說，簡單地歸納兩個路線。可以不去絕對地批判這個制度，有擁抱制度的一面–保羅重新去定義奴隸和主人的關係的時候，保羅並沒有一個意圖去推翻當時的奴僕制度，這是當時的經濟運作，是一種很重要的支持系統。保羅沒有完全推翻，耶穌也沒有完全推翻。但是在保羅和耶穌的時代，整個政治經濟的氣候也相對穩定。然而，到了第一世紀的後半期，啟示文學特別蓬勃的時候是出現在聖殿被毀之後，整個社會也較為動蕩，就需要一種制度性的反省，而不只是用一種「宿命」去講個人的問題。所以在讀聖經時代的時候，我們見到它不是說其中一種是真理，而是兩種都存在在聖經裡：有為這個城市求平安的，同樣也有批判這種城市的。我們前者已經做得很不錯的，因為我們得到很多的既得利益，所以我們其實是很難批判的。我相信一會兒范牧師來到的時候，他的批判應該會減少，因為他也是既得利益者的教會，他本人不一定是既得利益者，但他是其中一個既得利益者的教會。當然，很多其他教會也是既得利益者，我自己也是受惠於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在香港的社會，這種是重要的。然而，不要忘記，在這些以外，聖經為何會傳流啟示文學的部分呢？同樣也是正典的一部分呢？是要提醒我們同樣對這個社會帶有一種經濟批判。

最後一個例子，啟示錄的第十三章，罵完那個經濟體系的一隻獸之後，第十四章就出現耶穌站在錫安山。有很多人是沒有受印記的，但是他是受了父和羔羊的印記。聖經裡有一個字眼很特別，他說耶穌是用自己的寶血將這些人「買贖」回來。「買贖」這個字眼不只是一個神學的字眼，也是一個經濟的字眼。前面罵的獸是從一個經濟的角度，耶穌的救贖也有一個經濟的角度。所以，當我們今日要思考這個經濟運作的時候，我們也要思考一下整個市場救贖的一面應該從什麼的角度。當我講完的時候，又回來了，我們剛剛是談很多教會是既得利益者，在這個市場經濟底下，因為我自己是受惠人，所以不會批判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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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李氏力場」是一個廣泛於香港網絡流傳的惡搞詞彙，虛構香港首富李嘉誠發明了一個能阻擋颱風吹襲香港的力場，令近年香港極少受到颱風正面吹襲而導致停工停課。2011年9月29日凌晨4點40分，受颱風納沙影響，香港天文臺發出八號風球東南烈風信號，令許多市民得以放假一天，因此有了「納沙衝破李氏力場」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