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近代中國教案之研究
香港 李金強
自兩次鴉片戰爭（1839-42，1858-60），清廷戰敗，先後簽訂南京、天津及北京條約，規定基督宗教可以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內地傳教，並允許租買土地，建堂興教。此後歐美傳教士大舉東來傳道，出現了1860至1900年間基督教入華史的擴展時期，信教人數不斷增加。而更重要則為踏入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華人教牧、信徒起而要求教會自立，促成在華基督宗教出現本土化的發展，華人信徒不斷增長。及至八年抗戰結束，由於教會本着基督的博愛精神，與我國民間社會，共負一軛。於戰時獻身、獻財，推行戰時的救濟和慈惠工作，從而使國人感恩感懷，此後為我國民間社會所接受，基督宗教從此成為我國民間宗教信仰的一員，意義深遠。
然而基督宗教於19世紀入華傳教活動及發展蓬勃之際，卻同時遭受國人的強烈反對，全國各省官紳、民眾群起反對，形成19世紀下半葉波瀾壯闊的 “反洋教運動＂，或稱”教案＂，成為清季中外交涉的重大課題。根據近人之統計，全國各省於1860至1899年之間，先後發生教案多至1,622宗。平均每年為40.5宗。就教案發生之地域而言，主要集中於四川（117宗）、直隸（89宗）、山東（79宗）、廣東（71宗）、江西（70宗）、江蘇（46宗）、湖北（43宗）、福建（42宗）。而全國反教高峯則為1900年山東民間之反教，以至釀成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之役而止。其時教會慘遭嚴重破壞，教牧信徒遭受屠殺，以天主教為例，主教被殺5人、教士48人、信徒18,000人；基督教傳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堪稱空前浩劫。而其時之國家與社會，亦承受重大創傷，聯軍入京焚殺，並須賠款4.5億兩，是為著名之庚子賠款，國家元氣大傷，實為始料所不及。尤有進者，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民族主義及理性主義之抬頭，北京及上海兩地的新知識份子，群起以言論反對基督教，是為1920年代之「非基運動」，最終亦因北伐，教會亦遭破壞。由此可見，基督宗教入華，毫不順遂。而”中華基督教＂之得以確立，傳教士、教牧、信徒之犧牲流血，無疑提供了立教之見證。而近代中國教案，亦由是成為時人及中外史家所關注，進行記述與研究。其中較具代表的著述，當以英人宓克（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之Missionarie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91)（日後由嚴復 [1854-1921] 譯為《支那教案論》）及福州協和大學王文杰撰寫《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州：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1947）兩書首開其始。
上述有關近代中國教案的研究，對於反教原因之探究、關注最多，並出現「反洋教鬥爭」及「傳統文化反教」兩大論述模式。前者由國內學者提出，強調反洋教乃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導致愛國群眾，策動反洋教運動。以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一書為代表。後者則認為由於儒家傳統文化，具有崇正黜邪、闢除異端，故導致國人反教。而傳統文化反教論，當以上述王文杰之著述及美國學者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兩書為代表。
與此同時，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所長呂實強（1926-2011），早於60年代起，負責整理該所所藏清季總理衙門之《教務教案檔》，此為清季教案發生的重要官方檔案紀錄。呂氏繼而投身對清季教案史之研究，利用教務教案檔的資料，出版《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一書。其研究結果，指出國人反教，與傳統文化無關。主要由基督教入華傳播，具有侵略特質，此乃天津、北京條約，規定給予基督宗教在中國內地傳教特權，並及天主教可收回禁教前被清廷沒收的教堂教產。又可在各地購買及租賃房地，建堂傳教。此外歐美傳教士享有領事裁判權及受厚待保護的規定，致使部份傳教士及教民難免借此特權而行為失檢，甚而要求外國領使，協助教會干預。上述種種傳教特權，從而促使各地官紳民眾，視基督宗教具有侵略特質，因而導致教案頻生。其次，由於國人民間信仰的迷信思想及習俗，每每對基督宗教產生疑懼及誤解，而以邪教視之。且教士及教民因享有治外法權而成為社會之新階層，威脅地方官紳的領導地位，由是發生衝突，遂群起反教，從而引致清季民教衝突的熾熱。故呂氏於其大著中，開宗明義指出，近代中國之教案歸結於傳統文化反教一說並不成立，事實上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義並無太多衝突之處。所以會引起眾多的教案紛爭，主要是由於上述「傳教事業的侵略特質」及「中國社會習俗與官紳利害」所導致。而呂氏一書，亦由此成為研究清季教案的經典著述，且深受台灣教會人士，如宇宙光創辦人林治平等之重視。（作者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