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勝利（邢福增教授）2016.10.30

語音(廣東話):

主題：終極勝利
證道：邢福增教授
經文：提後四：6-8

我有一個習慣，是喜歡逛墳場。每當站在不同的墓碑前，讀著碑上亡者的資料，或是墓誌銘，都會引起不同的思想。各位弟兄姊妹，您有沒有想過，當您離開世界之後，您的墓碑上除了姓名、籍貫及生卒年月日等基本的資料外，會不會有墓誌銘呢？您期望別人站在您的墓碑前，讀到刻在上面的墓誌銘時，會怎樣認識您？以下是我特別從網上找到的幾篇墓誌銘：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生前自撰的墓誌銘：「米蘭人亨利．貝爾（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安眠於此，他曾經活過、寫過、愛過。」

俄國大作家赫爾岑（Aleksander Herzen，1812-1870）的墓誌銘，總結了自己坎坷的命運與非凡成就：「他的母親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亞，乘船遇難淹死在海；他的夫人娜塔利雅（Natalia Zakharyina）患結核症逝世；他的十七歲女兒麗莎自殺死去，他的一對三歲的雙生兒子患白喉死亡。而他只活了五十八歲，但是苦難不能把一個人白白毀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留下許多至今像火一樣燃燒的文章，它們今天還鼓舞這人們前進。」

英國當代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一直活到九十四歲，他的墓誌銘很風趣：「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一定會發生的。」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二十世紀大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的墓誌銘十分簡短：「恕我不起來！」

還記得在三十年前參加青年團契一次夏令營，導師叫我們寫下自己的墓誌銘，坦白說，對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來說，根本談不上對自己的一生作出怎樣的期望或總結；當年在紙上寫下的一切，很快便忘記得一乾二淨。記得我大兒子在童年時，跟我說在長大後的志願是要開餐廳、巴士司機，我並沒有認真看待。因為我相信一年後，他便會有更多新的志願。現在他已二十歲，仍然在尋索其人生路與志向。人生就是漫長的旅程與競賽，隨著自己的成長，在不同的階段，我們都有不同的體會。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四章對自己一生所作的總結：「至於我，我已經被澆獻，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四6-8）如果保羅的墳墓上刻有墓誌銘的話，很大可能就是這段經文。每一次當我讀到這段自述時，內心都會有著複雜的感受。不曉得到我們生命快要終結的時候，是否也可以自信地作出同樣的宣告？──我已經打過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嗎？我相信，如果有人在離世的時候，可以這樣肯定自己的一生，那就真是死而無憾了！

使徒保羅在他晚年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寫信給提摩太。當時保羅第二次被囚在羅馬，這次的處境比上一次更險峻。也許保羅亦得知自己的時日無多，在《提摩太後書》—一封被視為新約聖經中保羅最後寫的書信中，保羅總結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一章裡，也同樣表達了希望早日離世，與主同在的心願。那是他第一次被囚在羅馬的時候。他雖然知道離世是好得無比的，但他卻為了教會的需要，而仍願意活著──「我為你們肉身活著更加要緊」（腓一24）。在世的責任要保羅繼續活在世上。到他寫提摩太後書時，他大抵已經無所牽掛了。但是，他在心裡仍惦記著他的愛徒提摩太，一位年青的教會領袖。他願意在這封信中，向提摩太作最後的叮嚀。

保羅特別囑咐提摩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後四2）。在這裡，「得時不得時」主要是指外在的客觀環境。保羅形容提摩太要面對一個拒絕福音的世代。人們將「厭煩健全的教導」、「掩耳不聽真理」。不僅如此，他們更會「隨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師」、「偏向無稽的傳說」（四3-4）。這裡所指的「教師」及「無稽的傳說」，大抵就是指社會上流行的各種異教。其實，保羅在此並不是預告一些提摩太不曾面對的處境，而是他切實的經歷。保羅傳道的生涯，時常遭遇被拒絕、被譏諷、被輕渺，他肯定每一位傳道者亦必如此，無一倖免。最重要的是，外在的困難會否動搖傳道者的身分與使命？又會否使信徒膽怯起來，失去了見證信仰的勇氣？保羅的提醒是：基督徒必須謹慎，忍受因著持守真道而來的苦難，並在這世代中作見證，我們如何從上帝領受真道，便要按著所領受的，責備、警戒及勸勉眾人，「做傳福音的工作，盡你的職分」（一5）。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身處的時代，同樣是一個容易令我們膽怯的時代，活在多元價值的時代，不少人質疑絕對真理的存在。基督徒再宣稱上帝是獨一真理，耶穌基督才是道路與生命，在這個世代中便顯然變得落伍，甚至是追不上潮流了。近年間，我們常常看見有評論指基督徒在表達其信仰立場時是死守著疆化的教義，與時代脫節。如何能夠緊貼時代，卻又不違背福音信仰？我在多元社會中，是否有傳講福音的勇氣？

保羅除了再三囑咐提摩太要堅守傳道職分外，再從兩方面來作出勸勉。第一，保羅用自己的生命來激勵提摩太。提摩太，不管外在環境如何，福音必須繼續傳揚下去。每一位門徒都有責任堅守己職，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向上主「澆奠」一樣，正如保羅在《羅馬書》所言，我們的身體，就是獻給上帝的「活祭」。

值得留意的是，保羅在總結自己的生命時，並不是從外在的成就來衡量的。他沒有以自己的能力與業績來自誇－－看，保羅建立了多少所教會……反倒是突顯自己如何完成託付。他用打仗、賽跑及守道來形容自己，正好反映出這種精神。真的，提摩太並不如保羅，我們也不能與使徒保羅相比。單從所成就的果效來比較，沒有人可以與保羅配比，我們實在有太多的虧欠。但保羅卻藉著自己的生命激勵我們，上主是否賜下公義的冠冕，最重要的，是看我們有否忠於所託──盡力那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

記得有一年我到美國費城西敏寺神學院開會，會議結束後，有機會逛逛費城市中心，除了著名的國家獨立公園外，亦參觀了國家自由博物館（National Liberty Museum）。這所博物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館內除了介紹一些對人類歷史（特別是民主自由）作出重要貢獻的所謂偉人外，亦有一個以平民百姓為主角的展覽館。我看到三十一位先天及後天殘障者，如何克服種種挑戰的故事。離開博物館前，有一個展板給參觀者留言，我發現令大部分留言者心靈受到感動的，不是那些舉世知名的偉人，而是那些無名英雄。正如一段展覽的文字所言：他們樹立了最尚高的勇氣、意志及堅強的榜樣。縱然有著嚴重的缺陷，生命仍然可以與別不同！

第二，保羅除了用自己的生命來激勵提摩太外，亦強調基督徒必須立定在信仰的根基之上。他在第四章開始，便指自己的囑咐，是「我在上帝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鄭重地勸戒你」（四1）。這句經文，充分體現了基督教信仰的終末取向。基督耶穌業已在十字架上勝過死亡，現在祂正座在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定必再臨，審判活人死人，那時亦是上帝的國度實現的時候。

為甚麼保羅要以終末論來作為他的立論根基？因為基督耶穌的得勝與再來，正正成為基督徒盼望的源頭，並賜給我們面對及忍受苦難與逆境的勇氣。保羅之所以能堅守一切，豈是單靠他個人的能力嗎？當然不是！難道這不是終末的盼望賦予他的勇氣嗎？正是同一根基，讓歷世歷代的信徒，因著仰望主再來，而在當下不如理想的處境中，仍能守著真道，為主作見證。對活在此時此地的我們來言，是否因著末後的盼望而得著更大的勇氣呢？

早前巴西奧運會閉幕，令我想起一位基督徒的生命。1923年，英國田徑選手李愛銳（Eric Liddell）代表國家參加巴黎奧運會，他是100米金牌的大熱門。不過，由於比賽安排在禮拜日舉行，他堅持要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故決定放棄比賽。許多人勸他，他只說：「我不在星期日出賽」。後來，另一位英國選手將400米的參選資格讓給他，這並不是李愛銳擅長的項目，但他努力苦練，最後不僅奪得400米賽冠軍，並以47秒6的成績打破世界紀錄。這項紀錄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他以跑步來榮耀上帝，說：「我跑步的時候感覺到主的喜悅。」他的事蹟，後來改編成為電影《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兩年後，他奉獻自己來到中國天津傳教，因為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在中國的傳教士。臨行時，當地報紙為他送上祝福說：「他為中國的另一場賽跑，現已開始，心意堅定，筆直前衝，如跑奧運，倘若結果如何，此刻不能輕易得知，我們判定他會跑完，因速度屬於他」。後來有記者問他：「你真的很高興將生命奉獻在現在的事業上嗎？你難道不留戀那閃爍的鎂光燈、蜂擁的人潮、激動的觀眾、大聲的歡呼、珍貴的慶功酒嗎？」他回答：「當然，有時人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一切，但我更喜歡我在中國所從事的工作，因為這方面的價值遠超過你所說的一切。你知道，這份榮耀是一個永不朽壞的冠冕。」

1941年，面對日本侵華，李將妻女送離中國，自己繼續留在河北的農村服事。後來他被日軍關進山東濰坊集中營。營內環境惡劣，生活艱苦，但李愛銳仍堅守崗位。1945年2月，李愛銳因病死在集中營內，臨終一天仍去探探其他病人，終年43歲。他的下半生事蹟，前陣子又被改編成另一齣電影《終極勝利》。

李愛銳在愛丁堡大學畢業時，引用了一句名言來勉勵眾人：「不論結果是一敗塗地，或是光榮勝利，一個人若盡力而為，那就是他的榮耀了」。後來他在集中營最後一段日子裡，曾經寫過一首詩，表達了他對人生的感慨：「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雖然都象是站在同一條跑道上，但每個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義也便有所不同。」

終極勝利就是他所指的永不朽壞的冠晃，這是基督耶穌所應許賜下的，每一位基督徒要有信心在面對各種的疑惑與考驗。當保羅說：「至於我，我已經被澆獻，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的時候，是他對這分終極的勝利有信心。

我想起另一位人士為自己定的墓誌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他的名字是劉賓雁。他在四十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因批評黨的錯誤而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1979年獲平反，但到1987年再次因敢言而被開除黨籍。1989年後，流亡海外。劉賓雁在1985年出版的《第二種忠誠》的報告文學，批評黨內不敢講真話。他形容那些對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的人為「第一種忠誠」。但他卻指出，中國需要的，是「第二種忠誠」，即是敢於向黨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他們不受歡迎，「還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這位一生身體力行的「第二種忠誠」的奉行者。2005年，劉賓雁在美國病逝，終年80歲。2010年，他的骨灰終於獲準返回中國北京，但他生前為自己所預備的墓誌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最終卻不能夠刻在墓碑上……不過，「劉賓雅」這名字，正好展現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第二種忠誠」。雖然，他的生命因此付上代價，最後客死異鄉，即使骨灰獲準回到祖國，但卻仍無法按其遺願在墓碑上寫了墓誌銘。但是，我們仍盼望，我們仍相信，終有一天，－－「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可以出現在他的墓碑上。因為，終極的勝利，一定不會是黑暗，也不會是罪惡的權勢，這是基督信仰的盼望與相信。

今天，在香港連骨灰龕位都難求，墳地更成為奢侈品。我曾跟家人說，安息後只須將骨灰灑出，就足夠了。不過，如果我仍可以為自己撰寫墓誌銘的話，我是多麼願意借用保羅的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或者，我會再附加一句：「邢福增，一個充滿軟弱的生命，藉信望愛而活」。

各位弟兄姊妹，您的墓誌銘的內容又是甚麼呢？這是你活著生命的總結。同時，如何活著，又在乎你所期望的終極勝利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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