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給我們怎樣的盼望？（司徒永富博士）
語音(廣東話): 《葡萄樹傳媒》文稿整理：Betsy So／校對：Lily Lin
講員：司徒永富博士
講到「資本主義帶來怎樣的盼望呢？」，我自己看好像這個命題有一些引導性向，是負面的那一方面。但是我從開始一句到尾，我對資本主義仍然存有盼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做人或者做其他事情，也有一些習慣的逆反思維。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資本主義，我們又有什麼制度讓我們有更好的盼望呢？」正如領導人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要答一個問題，就是：「推倒了那副牌，大家憤怒地推倒它，跟著又如何？」這個我們必須要負責任地去提出一個……或者不是答案，但至少你有沒有想過，推倒它（之後的）後果會如何？限於我自己的學養和自己的認識，我看不到完美，或更完美，更好的體系可以比較接近。
最近香港這地方喜歡講「核心價值」，比較接近尊重人權──所謂「權」即「私有產權」，或者比較尊重自由運作，少一些約束。例如：我們一般一提到「資本主義」都會提到「無形的手」，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或譯作「亞當•斯密」）在他比較殿堂級的鉅著《國富論》裡，所提及的那隻「無形之手」，給我們的空間比一個有形之手的角度更加廣闊。當然管理得好是好的，但是亦因為好像父母不大相信子女一樣，管得太緊也不好。我認為自由、人權……因為有意識去保障產權，所以自然也有好的法治制度，這方面我覺得比較接近。我不敢說比較接近其他人，比較接近我自己的熱愛，我覺得要互相尊重等等。
所以即使剛才提到所謂資本主義，原初的理念是認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這個過程中，它怎樣推動經濟行為，是建基於自利的動機上，即個人的動機。如果一個個人自利的動機，能夠（令）每一個人都發揮自利的動機，之後進行經濟活動，製造的當然不是黑社會式的逼良為娼，或賣白粉。理論上，（這）會製造正能量或產出，而當社會大家共同進行這個過程，便會出現一種所謂社會利益也因而最大化，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資本主義而帶來類似富人的盼望，是因為個人進入群體的社會效益。但是自然必須承認，今時今日，我們說：「還有沒有盼望呢？」一定好像吃類固醇，是有副作用的，這些副作用……當下我想先講有什麼困局，由於我局限的知識和時間問題，我只是講四樣我自己覺得上心上頭，有多少心理不平衡，我覺得需要提一提的。
第一個困局是貧富懸殊。但是當我即使提貧富懸殊，即是說有的愈有，沒有的更加沒有，其實這個並沒有違反耶穌的一句金句。有一個社會學家叫莫頓，他因為沒有進入查經的境界裡，他只是用那個社會現象而又找到聖經有這個看法，所以說這個叫「馬太效應」，即是說有的會更有，沒有的連僅有的也失去。我只是說這是一個現象，亦不想去偏頗究竟那樣是對或不對，但客觀的事實，是你發現任何世情都是如此。例如：我剛剛出道在銀行工作的時候，我發現百分之八十的存款來自百分之二十的人，所以我不能避免（要）花更多的時間，即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去服務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社會裡亦出現了一個局面，就是富有人又或者香港出現百分之十的人，交稅去負擔百分之九十的社會開支。亦有一個研究發現，全球最有錢的十個人，是五十個貧瘠國家的共同生產總值。無論同意或不同意，為什麼貧富懸殊會出現？我相信亦是私利或是自利這個推動力也沒有──或者這樣說──私利沒有進入他利，即是這個情況今時今日沒有出現。或者不只我們，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在十七世紀（也是這樣認為）。他提出（這個看法）的時候，當其時的社會，比我們的好一點，沒有那麼厲害。所以如果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復活，可能他也提不出解決的方案給我們，不過我稍後會講，其實他也曾經講過。
第二個現象是因為大的會更大，結果便出現壟斷的市場經濟，而這樣是否必然的呢？理論上，（壟斷的市場經濟）在資本社會都會出現，不過在自由經濟裡，我們都有這個說法或相信，只要在那個行業或產業多過一個market player（市場參與者）， 已經謂之「有競爭」。當然，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要去看，在同一個產業或行業裡，是不應該只供一個去壟斷的。但是事實上大的會更大，結果進入一種市場經濟，壟斷經濟出現。現在我們走上街，通街都是「萬寧」、「屈臣氏」。買一份報紙其實不是不想光顧士多店老闆，而是不方便，你會發現最方便的都是被壟斷了的集團經營。
第三個是──將它感性地說──是窮得只剩下錢。因為我們要建基於自利和不斷追求利潤極大化，結果出現了在物慾的世界裡，我們很豐富，但很可能很貧窮。即是說香港的庫房很厲害，但似乎人仍然活得沒有尊嚴，更多人是沒有尊嚴地活著，亦有人做墳墓裡最有錢的那一個，這個都似乎並非我們信仰所邀請的。例如：我們有些觀念，例如「神貧」的觀念怎樣能服侍貧苦大眾，這個都似乎出現在我們不想見到的精神文明的界面。
最後一個亦是追求最大的利潤，結果亦超越了底線，所以我們會見到「見錢開眼」的情況出現。這個就是虛、假、劣、渠油、五樓原來是一樓、三十八樓當作八十六樓去賣，這樣你又奈何，總之政府批准。
這裡已經有兩個概念，一個概念是它分明是造假，渠油是造假。但是五樓原來是一樓，當記者去問發展商，發展商說政府批准的，這是第二個概念。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又譯作「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提過，就是我們（追求）利潤極大化，商家其實只有一個使命，就是賺最多的錢，其實他有他的道理。例如：為什麼關愛基金注定失敗呢？不是究竟有沒有人肯幫政府，或是他們見死不救，而是有更多的富有人心理不平衡，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已經供了MPF（強積金），我亦付出工資，甚至我已經交最多的稅──霍建寧交的稅也很厲害，和黃（全稱：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交的稅也很厲害──為什麼我交完稅之後，我仍然要額外付出？這是不是懲罰性抽稅呢？這個當然可以繼續討論，所以富有人是心理不平衡的，因為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說：「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遵守律法，賺取利潤）。（有關）這個，尤其是我們讀工商管理的一班人，（就連）社會學或者 social work（社會工作）也沒有讀過的，所以我們連捐獻也不懂得，有可能會捐錯。
所以你會發現當下資本主義的運作，出現了一些我們不想見到的（情況）。例如：由自利通不到去他利；又例如：因為它愈來愈大的時候，出現的只會是壟斷經濟，而又沒有再浮現出社會一同共富的局面，但是我發現這現狀其實並不只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制度問題，而事實上有一兩樣是我們是需要對付的，讀經濟的人不可以不讀政治。例如：我們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應該是十年前左右，有一個term（術語）叫globalization（全球化），而我們對globalization（全球化）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但是我們存有共同的期望，就是通過全球化，人流、資訊流、物流等（得到益處）。例如：我們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我們可以去越南；又或者我們可以通過生產──現在出現了──中國大陸在柬埔寨生產，但市場可以在美國。我們好像一種「無國界」，認為這樣可以有助於一些貧窮的國家，使它們可以慢慢上升，但是客觀的事實又沒有出現。
好幾年前有一個研究──我是out（落後）了一些──說世界上最貧窮的五十個國家，在十多年前，他們占全球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有3個百分點，（確切說來是）2.8個百分點左右。理論上，通過人流、物流、資訊流，應該可以幫貧窮的國家，可以（使它們的GDP）提升。誰不知，原來十多年下來，發現連原來的市場份額也沒有了。當然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可能富的愈富，富得更加厲害。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壓縮的條件之下，即沒有誰比較富有，誰比較貧窮，但客觀的事實是十年後GDP應該增加了。換句話說其實財富是傾斜去那些更有錢的人，所以現在有所謂「畢非特稅」，是不是？
如果我們講「畢非特稅」的時候，其實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概念，就是我們是超越了我們所說的一些硬道理，或者理性化分析，而進入一些人性化分析。那人性化我覺得其實連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或者 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或者先講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是特別提倡所謂「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但是事實上他亦作出一些假定，那個假定原來沒有出現。我自己認為「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我們是假定什麼？假定我們交稅以後，一個公義的政權，一個沒有官商勾結的政府，一個不傾斜政策的政府，它可以適度地通過社會政策或者所謂security（保障，即福利）的網絡，來還富於民。但是只要這一環不出現的時候，其實便很糟糕，這一環沒有出現，原來（「富」）便不可以通過我們現有的mechanism（機制）可以返還回來。
所以我自己發現，尤其是08年金融海嘯之後，你會發現我們一齊在反省。亦有人提出我們應該不講maximization（最大化），應該講optimization（最優化），即是說不是最大化，不是極大化，應該是最優化。優化即是由自利真正引致他利，這個其實如果我們還原資本主義真面貌，原初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所提倡的，這個才是他真正的原意。他其實是想講，一個自利如何可以問心無愧呢？一定要進入他利才是可以問心無愧的自利，不知我是否講得複雜一些。即是說，例如：我是永富，我自己能夠享受心靈富足，一定不是見到錢在我旁邊就是很開心，我會發現原來是我身旁的人都富有起來，甚至我們可以彼此服侍，而這一種富足是大家一同享受的。
所以一個問心無愧的自利要建基在什麼（之上）？要建基在他利上。所以我們讀經濟的人，就經常拿著那一本《國富論》，但事實上當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寫完《國富論》之後，他又寫了另一本書，有人說這本書其實影響更深遠，這本書叫《道德情感論》。原來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較年輕的時候寫《國富論》，但是事實上在大學他是教什麼的？他是教倫理道德的。所以在他的世界裡，或者我們今時今日為什麼仍然要對資本主義存有盼望？就好像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天國已經在地上，不過實質上，它是一個不完美的地上的天國，應然和未然。而事實上我們都是罪人仍然在生活中，我們只不過是蒙恩的罪人而已。
換句話說，當我們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第一，我們是不可以去追求以為有一個完美的制度在地上，我認為這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亦要看到，當我們脫離人性的時候，即脫離道德倫理的時候，甚麼都會推到去一個罪惡的地方，包括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包括資本主義、包括市場經濟，所以歸根究底其實是人性的問題。所以在我過去十年八載進入「生意」的概念，我的體會更深。尤其是我去開發一些市場，我其實是笨拙地想在那裡做生意。誰知那些不道德經營「食了你隻車」，甚至拿走你的貨，根本不付錢之外還去控告你，你会覺得不好玩的。
所以在這幾年，我特別覺得有幾個概念很值得繼續去討論，例如：社會企業怎樣由社會嚮導，甚至我們就是賺了錢不是分給股東，是給持分者，甚至重投給受益的群眾，我覺得都是贏人熱淚的。第二，例如：企業要有社會責任的嚮導，這是已經離世的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er（彼得•杜拉克）所提出，他說企業營利其實不是終極的目標，我覺得他將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沒有講的講出來了。因為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其實同樣說要建基在道德倫理的概念上，如果沒有道德、沒有倫理，基本上這個極大化也沒有意思。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更加寫了剛才我所講的《道德情感論》這本書來補充，其實所有事情都建基在人性上。
所以我最後的總結就是，在管理、在社會的角度，有一期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業評論）有一個作者這樣說：「一個健康的企業是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社會，它才有這個土壤繼續生存；與此同時，一個健康的社會，也需要更多的健康企業存在，這個社會才會健康。」換句話說，今時今日我們要還回真像給原來提出資本主義的原貌，原貌其實是要建基在人性、倫理、道德和有社會嚮導的主義。為什麼我會覺得有盼望呢？我們繼續努力，因為我們都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而且我們在地上是彼此服侍的。如果我們以這個態度去製造財富，便不存在有內疚感，甚至由自利進入他利，這個是可以出現的。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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