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輓歌為讚美詩（伍渭文牧師）2012.4.15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其寶貴。」詩116: 15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3, 24)

「挽歌與讚美詩」是島子應邀在本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展出其聖水墨作品的主題。有同事提醒我挽歌的寫法錯了，繁體應該是輓，簡體才是挽，可能是島子原來的簡體沒有完全轉換成繁體。我說：沒有錯。輓是牽引靈車，行在前面，為靈車引路的車。而挽是扶靈，挽歌是扶靈時詠嘆永訣，哀傷惜別的歌。失去親人摯友，甚至失去家國，我們都會以詩章抒發哀傷，聖經就有耶利米哀歌。有時我們立碑來紀念失去的親人，不少國家都建有紀念碑，紀念在巨大災難中離世的人，日本廣島原炸紀念碑、紐約世貿原址(Ground Zero) 911紀念碑，刻上遇難者的名字；這些紀念碑是無聲的挽歌，不單紀念離世的人，也銘誌發生過的事情，從中得著教訓。

但失去至親，也不一定有機會為他們唱挽歌和立碑。天安門的母親至今還不能公開哀悼失去的兒女，為四川汶川地震收集死者名字的維權人士，長期被監控，甚至下在獄中。錢理群寫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就是為反右運動和三年大饑荒死去的千萬同胞唱挽歌，拒絕遺忘。在該書書背寫上：「反右運動和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一起成了被強制遺忘四大禁區。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如果真要吸取歷史教訓，打開歷史死結，應該建立四大博物館……而反右運動研究是一個開結、解扣的關節點，因為歷史正是從這裡開始的。……本書是這一代人留給後人的一份”遺言” ：請記住這一切！而且這幾乎是當下中國唯一能做的事了。」

島子解釋的聖水墨畫「挽歌與讚美詩」主題時，就題到一幅紀念林昭的畫，推譽她為中國基督教之聖女；無獨有偶，多年前也是崇基基督教文化節的特邀講員余杰弟兄，也在講道中提到在林昭。林昭是誰？為何內地的信徒都以她為表率，推崇她是聖女、殉道士？

林昭1954年以江蘇省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為校刊及《北大詩刊》編輯。1957年在北大張元勳響應中共中央的鳴放號召，貼出大字報引發大辯論，被誣為右傾反革命煽動。林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為張元勳等人辯護連坐獄中，但她堅持真理，不肯就範，被殘酷對待，最後遭槍決，終年三十六歲。當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反對毛澤東的錯誤和指出他的危險。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的血書。她流自己的血，卻以悲憫之心對那些親手殘害她的人對他們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的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唱挽歌不單拒絕遺忘，拒絕從時間中消失；唱挽歌也是拒絕信仰從空間中隱蔽，讓信仰走向公共空間，敢於面對不公義的勢力。公開哀悼唱挽歌是對離世者的懷念和尊重，當死者的死和暴政有關時，唱挽歌就是對不公義的政權的一種控訴，令當權者感到不安。有人說信仰是個人的，屬於私人的領域，反對和公共事務或政治連在一起。也有人說：我支持某特首參選人，因為在祈禱中上主感動我。但當我們讓信仰進入公共空間時，我們就不能單以個人的感動去考量了，我們應該以參選人的品格、能力、政綱在公共空間作理性討論，因為選特首不是個人的事，是公眾的事，是政治的選擇。

不錯，信仰是個人的，對上帝的信仰他人不能越俎代庖，上帝祇有兒子，沒有孫子，你爸爸信主不等於你也信主，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上帝，其他人不能替代你，猶如每一個人單獨面對死亡，沒有人可以替代。在上帝和死亡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個人的信仰不等於私人的信仰。到上帝面前憑信心，用信心接受白白的恩典，信心是個人的，但因著感激上帝的救贖大恩，我們到人面前就顯出愛心，愛心使我們的信心活潑奮進，愛心是關懷眾人的利益，所以信仰是個人，又是公共的。

其實我們每次崇拜誦念使徒信經，就表明信仰的公共性：「……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現手下遇難，被釘於十字架……。」波希米亞(捷克)的信徒對信經出現彼拉多，每主日認信時提他的名字很不開心，認為他是切頭切尾的機會主義政客，把羅馬帝國引以為榮的法律正義放在一旁，屈從民粹，寧可釋放大盜巴拉巴也不釋放耶穌，還公開洗手表明這事與他無關，割切和猶太人領袖們的關係，把耶穌釘在十架。信經提及彼拉多，表明耶穌怛然面對俗世政權，面對巡撫彼拉多-羅馬帝國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

彼拉多審問耶穌：「你不對我說話嗎？你豈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架嗎？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十九10, 11) 耶穌肯定彼拉多的俗世權柄，但又同時把這俗世權柄相對化。凡權柄都來自上帝，參與政治，就是回應上主的召命，作上主的工作。肯定俗世權柄，就不會陷在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中；把俗世權柄相對化，同時也不會陷在國家至上的極權主義中。信經提到在彼拉多手下遇難，不單指出信仰具歷史性，也有公共性，這是道成肉身的信仰，走在時間中，顯在空間裡。

教會群體應努力參與建構公民社會，福音信仰若不深入公共空間，不滲進公共價值，便會與生活脫節，讓扭曲人性的價值像溫水煮青蛙般繼續扭曲人性。當信仰遠離公共論壇，當公共空間充斥著俗世的思想，自我主義、消費主義成為理所當然，顧客就成為上帝；狹隘的群族主義，排外的蝗蟲論隨之而起。「當彼岸的光微弱黯淡，此岸的黑暗就被奉為無限光明了」。基督徒要為所居住的城市守望，履行公民責任。柏拉圖早就說過：良善的人若對政治冷漠，就要給比自己差的人管治，作為懲罰。(The penalty that good men pay for not being interested in politics is to be governed by men worse than themselves.)

挽歌怎樣逆轉為讚美詩呢？挽歌哀慟人世間的苦痛，但地上的挽歌怎能逆轉為天上的讚美呢？挽歌能逆轉為讚美詩，因為基督為我們獻上了挽回祭。今天福音經課：「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3, 24)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他吸納所有的詛咒和仇恨，並為迫害自己的人祈禱：「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路23: 34)使我們與神和好，也彼此和好。沒有挽回祭，挽歌便停留在悲情、控訴、仇恨中。基督的復活，打開了密封的世界，死亡是跨進永恆世界的門檻。基督的再來和最後審判，使我們明白正義終會得勝。「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基督不單自己像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帶來新生命，而帶來的新生命，又像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帶來新生命。

倫敦西敏寺大教堂門前1998年安放了十位近代殉道者的塑像，他們來自不同地區，不同信仰傳統，但都是基督挽回祭的結出的子粒：

潘霍華(Deitrich Bonhoffer), 德國牧師、神學教授，1945年被納粹處決。他在大戰爆發時，離開美國如日方中的教學事業，回到納粹德國，牧養群羊。「我若此時不回去，以後就失去他們聆聽我的權利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美國浸信會牧師，著名人權鬥士，1969年被狂徒暗殺。 麥美倫。高比(Maximilian Kolbe) ，波蘭聖方濟修士，曾往日本長崎宣教，二戰爆發時被關進奧斯威辛(Auschwitz) 集中營，常常分享食物給營友，自願代替一位陌生人被處決。王志明(Wang Zhiming), 中國雲南牧師，1973年文化大革命時在萬人大會上被批鬥處決。還有其他六位感人的現代殉道士，不一一細說了。

他們的塑像是無聲的讚美詩，守護著西敏寺大教堂，他們比安葬在教堂裡面的君王、顯赫詩人、偉大的科學家更令我們景仰。這些塑像每天吸引著前來西敏寺大教堂參觀的遊客，但有更多的子粒，落到荒野邊疆，高原山嶺，在那裡不為人所知，默默開花吐穗。著名作家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最近熱賣，這書是作者在雲南山區紅土高地訪談三百多基督徒的記錄，其中很多個案感人勵志，我是在一個電台晚間的節目聽到的，兩位主持都沒有宗教信仰，但都深深被其中的個案感動，也令作者深受感動。作者在自序中說：「在我寫過的300多個底層人物中，已經有不少去了天國。生命和歷史在流逝中，可星星點點的記錄卻經過我的手留存下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曾一再鼓動我”與亡靈共舞”(亡靈指六四死去的英靈)，我”共舞”過了，但舞得非常悲傷，非常孤獨，甚至非常絕望。唯有這些宗教前輩的永恆靈光，讓我偶爾翻涌的底層酒徒的自殺沖動得以緩解。」這些埋在地下的子粒，透過作家的筆觸，進入公共空間，在大氣電波被人談論，他們無私的見証，被人用來比對中國大陸當今唯利是圖、虛假、虛榮的社會氛圍，他們讓彼岸的亮光，射進此岸的迷霧，叫我們看到盼望。

我想 「上帝是紅色的」不單是書，也是一本讚美詩。這些信徒，行經苦難，轉挽歌為讚美詩。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其寶貴。」詩116: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