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挑戰(劉澎)

升過大學的人，在過去的中國國內就被認為是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的標準原來是高小，後來是中學，到了文革以後，上大學的人多了，上完大學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我自己在文化革命之前上過兩年初中，初二的時候，文革開始就沒有學校了，後來有十年我在山區的農村裡待了三年，在工廠裡待了七年，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毛澤東死了，江青進了監獄，大學又開放了，我又考試，是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在非常激烈的競爭中上了大學，後來上了研究所；那個時候我自己很得意，我覺得我是不是可以說是一個知識分子呢？因為那個時候升過大學，特別是研究生的人太少了！但是後來上完整個過程才發現，從看書的角度來說是比別人多看了幾本書，其他的問題很大，因為你如果懂了這個事情以後，（如儒生說？宋˙蘇軾）的「人生識字憂患始」，你要是不識字，甚麼都不知道的話，也無所謂，你知道了以後，就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知道這些事情，你知道社會的黑暗，社會的不公；你也知道如何利用你自己掌握的優勢，比別人多的資源達到社會比較高的位置，那你準備怎麼辦？所以，這時候的挑戰就比沒有上過學的時候更多了。

後來我有機會去了美國，在美國天天待在非常好的學校裡頭，天主教有一所大學叫「聖母大學 – Notre Dame」；同時我還去過美國其他很多學校，第二次去美國又到了美國的「Georgetown」，這些學校都是好學校。在這些學校裡頭，學完了以後，這個矛盾就更多了；當時我自己心裡頭實際上一直有一個掙扎，就是說，學了這些書，學了這些東西，看完這些書，要幹甚麼？這時候就牽涉到．．．我是倒著說，知識分子如果把這些所謂上過學的人叫做「知識分子」的話，你的前途沒有公共的話，你充其量只是比別人多看了兩本書，能夠把自己包裝起來，顯得好像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對這個社會有甚麼用呢？基本上是沒有甚麼用，對個人也許有點用；這時候公共問題就來了，但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是８９年，中國發生了特別大的事情，就是「六四」，很多人站出來，為天安門事情來表示各種各樣的意見。這個天安門事件過程不說了。我在美國看到這些景象的時候，也曾經非常的熱淚盈眶，但是，當民運的高潮過去以後，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國外有一句話說：「喝狼奶長大的人，只會學狼叫」為甚麼呢？它是用了一種錯誤的方式來反對另外一種錯誤；如果一個黨有錯誤，那麼你反對它，你的方法和這個黨是一樣的，那它下台你上台，對這個國家有甚麼改變呢？基本上沒甚麼改變。而更深的問題是，怎麼樣能讓中國改變面貌？在這個「知識分子」前頭加了「公共」，你會關心社會問題，在「公共」前頭還得加上一個「基督徒」，這是甚麼意思呢？基督徒是一個人作人的標準，和你是不是有文化沒有關係，如果你有了一個基督徒對一個論理道德的標準，這個時候你再看社會的時候，你覺得有很多問題、有很多不公義的問題，你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如果你有上過學或者有讀過書，你才有能力去把這些問題上升到理論，來代表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出聲音，去為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人，把他們的意見收集起來放大、理論化、系統化，做出一個呼籲來。

我理解「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有基督徒道德的、基督徒原則的、關心社會問題的，不是為自己謀私利的，上過學的能夠理論的、能夠有條理的、清楚的表達思想的人，這些人在中國不是很多；上過學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不關心公共問題；關心公共問題的人，可能是為了掌權；上過學，關心公共問題，同時是為了公義、是為了自己無私的奉獻、是為了體現愛，這樣的人就比較少。

當時我自己在美國就考慮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基督徒一直在一個受壓制的狀態之下，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過去的中央政策非常嚴苛，不像現在，二十多年前經常有聚會點的領導人被關起來的報導，而我能為這些人做些甚麼事情呢？中國有太多的教會，我知道的事情太多，我只有一個人，幾乎救不了任何人，我想，如果要改變中國這樣的一個宗教狀況，不是去替一個村、去一個聚會點說話，而是要從制度的層面、從憲法的層面、從整個體系的方面來作改變，要做這樣的事情，只要改變中國憲法對宗教的規定、從法律上來動手，把憲法上規定的權力還給每一個公民，包括基督徒，這樣的話，才能夠實現所謂「宗教自由」。本著這樣的一個想法，我放棄了在美國拿綠咭的機會，那個時候在六四之後，老布殊總統他有一個特別的總統令，凡是那個時候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學者，都可以自動獲得綠咭，那時候沒有一個人回中國，我回了中國！不是為了別的，我是覺得，我有我的生命，我在美國信了主，我想，如果我能為主作點甚麼事情的話，其他的事情我作不了，我沒有上神學院，我不是牧師，我去傳教、去印聖經，我很願意，但是卻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可是有一條，就是我知道中國過去的政治，我過去在機構裡工作過，我非常清楚中國的基層和中國的黨內的情況，我就用它來作別人沒有做過，或者需要有人做但還沒有做過的事情，本來這個想法在我回了國內，我一方面做我學者的研究工作，作為學者，我有一個講話或者出書的條件，另一方面，在做我研究之外，我自己搞了一個民營的小機構，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動宗教的立法。為甚麼要推動宗教的立法呢？我的理解是：不是要搞一個法律把宗教管住，而是要讓政府把他們的權力從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宗教，變成一個法律手段來調解宗教；如果有了這樣的一個轉變的話，權力就從行政管理方式轉到法治，所謂的法治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這一天實現了，也就不需要宗教局，不需要那些官員來指揮誰當牧師、誰當和尚、廟蓋多大，就沒有這一套。為了這一個想法，我一直搞了十多年，弄了我自己的網站、開會、出書等等。當然，裡面的故事很曲折，幾乎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個事情能夠成功，堂吉訶德和風車戰爭，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瘋子，或者是一種不現實的，一個人要改變憲法。但是現在呢？值得感謝的是，感謝神的恩典，就是神用了我這樣軟弱的人，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我慢慢的、慢慢的，這個聲音就從沒有任何人理睬變成續漸被大家知道，到現在變成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人在呼籲「宗教要立法」，不是去立一個「宗教管理法」，實際上是立一個「宗教自由保護法」，要保護公民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要從法律上實踐，宗教婚禮實踐、公民信仰，不是謹謹腦子裡的信仰，而是實踐上的自由。有了這一條以後，事情就開始發生變化，去年特別有意思的事，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觀點竟然第一次被官方的報紙媒體登佈下來；中國有一個《中國民族報》它有一個宗教專刊，這是唯一的一個公開發行和宗教有關的官方報紙，列了２００７年宗教學的十大觀點，其中有一個就是我；我的觀點內容就是「法律和宗教」，也可能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能在自由的社會裡頭，但在中國所有媒體都被官方控制的情況下，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是一個甚麼的現象？我們自己都沒有想到，我辦的網站上有六篇文章被報紙轉載，它搞了一個法律視野下的宗教，就是大家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了。

這是我自己經歷的事情，我只是想說一句，就是每一個人的力量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你把它用在正確的方向，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神會給你所需要的東西，會為你打開你需要開的門。中國有句話「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我們需要的是「努力」，至於這個事情能不能實踐，這個要靠我們禱告，要靠神的帶領；但是，如果我們都想著「這個事情很好，讓其他人去做，也許做成，也許做不成，我沒有風險」，那我們就只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不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如果我們沒有基督的帶領，我們即使掌了權，我們和以前掌權的人也沒有區別。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作一個基督徒關心公共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