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與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故事（吳梓明教授）2023.10.29 – Liberal Arts and the Stor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講題：博雅教育與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故事
講員：吳梓明教授
五年前崇基校史考察活動開始由一班崇基校友與校牧室、及學院的通識教育中心一起聯合主辦，後來更有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CCUAA) 加入一齊協辦。五年來我們每年出版一本校史考察與學生的專題研習報告，由於有通識教育中心的參與，我們的學生研習亦增加了不少有關基督教大學與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課題的研習，逐漸地發覺原來博雅教育的課題不單只是我們老師、學生們、甚至是校友們 (包括浸會、嶺南大學等其他院校的校友們) 也對這課題甚感興趣。今年在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慶祝70周年的晚宴上也是以「基督教大學與博雅教育」為主題，還有，今年5月我和許美德教授一同編輯的一本書剛好出版，也是與博雅教育有關的，題目就是: “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1] 今早我想與大家介紹這本書，特別是我們所認識的博雅教育和它與中國基督教大學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是我與許美德教授(Prof. Ruth Hayhoe）及她的一位博士生合編的書。在1972年，當我剛從崇基畢業並開始在聖傑靈女子中學教書的時候，許美德女士正在協恩中學教書，我們是在香港教會學校宗教教育協會(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ristian Schools)上合作認識的。1978年，許美德往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讀博士，後來我也去倫大讀博士。她是鑽研比較教育、專攻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我是從事宗教教育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這本書的出版一方面是慶祝我們相識50年的友誼，另一方面也是見證著我們過去30多年來與國內學者們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共同研究、默默耕耘的成果。
我在1989年參加了第一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華中師範大學校章開沅教授，開始了我們對四九年前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1991年第二次的會議是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許美德教授剛巧在國內工作、擔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館教育、科學與文化參贊（1989-1991），她也來參加了南京的會議。30年後，到了2019年，我們又召開了一個慶祝研討會舉辦30周年的大會，許美德教授已經返回加拿大，但她派了她的博士生 (即後來的牟樂平博士) 參加這個會議，後來我們三人決定一起編訂這本書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總結學者們過去30年來對中國基督教大學史研究的成果。
這本書其中一個特色是我們搜集了13篇具代表性的文章，能夠概括了過去30多年來國內的學者，包括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徐以驊教授、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教授、他的弟子馬敏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劉賢副教授、淅江大學的張凱教授、山東大學的劉家峰教授、福建師範大學的朱峰教授、和吳巍巍教授等，在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成果和心得。較為明顯的發現是他們能夠將教會大學與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連在一起，尤其是在大學教育的現代化 (國學研究、宗教研究方法、宗教比較等)、國際化 (擴闊世界視野、結合中西文化教育)、跨學科 (文理兼容、引進新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跨文化 (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共融)、和高雅品德與人文素質 (即全人教育) 的追求等，這些均是與教會大學所倡導的博雅教育有關的。
「博雅教育」
甚麼是「博雅教育」? 一般學者談及香港的博雅教育時，多以為「博雅教育」是源自嶺南大學，他們只說對一半。原因是1995年當陳坤耀教授出任嶺南學院校長時，他為快將升格為大學的嶺南學院未來發展目標定位為「博雅大學」[2]。 陳教授更進一步闡釋「博雅」一詞為: 「學識廣博、生活高雅」[3]。 但事實上，博雅教育是20世紀初期國內13所教會大學創立時、已將歐美(主要是美國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的教育模式帶來中國的，尤其是北京的燕京大學和廣州的嶺南大學的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基督教大學博雅教育的特色在於其「跨學科、跨文化、推行雙語教學、兼重文理與全人教育、關顧個人成長和品德發展等」[4]。1950年開始，國內教會大學的師生遷移來香港，崇基學院是在1951年創立，目的是為要保存國內13所基督教大學的博雅教育模式，讓這些教育傳統能夠繼續傳承下去。除了剛剛所說的「跨學科、跨文化、推行雙語教學等」外，在課程上較獨特的是設立哲學和宗教系、社工系(社會服務)、音樂系、和體育系等，這些就是燕京大學和嶺南大學等基督教大學所保留獨特的博雅教育傳統。崇基學院的創校校長是李應林博士，他本來是廣州嶺南大學的校長，因此，早期崇基學院的教職員大部分都是來自廣州嶺南大學的，包括李應林、何明華、謝昭杰、曾昭森、黃壽林、謝扶雅、麥健增、容啟東等。[5] 他們不僅是幫助開拓崇基的校務及行政事宜，還有協助學院設立那些獨具特色的哲學宗教系 (編寫及教授「人生哲學」課程、後來發展成為「綜合基本課程」和「通識教育課程」)、社工系 (包括「宗教教育與社會服務」的課程、是香港大專院校最早提供、也是獨具一格的社會服務課程) [6]、和體育系 (我還記得我入讀崇基那年、在校園內有一位體育科老師是李小洛先生、他就是李應林校長的兒子)，音樂系方面則是由燕京大學的音樂系系主任及資深教授范天祥教授協助創立的。
崇基創校之初，何明華會督倣效國內基督教大學的經驗 (包括廣州嶺南大學的經驗，因為何會督曾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協和神學院，並兼任神學院校董)，設計「人生哲學」課程為崇基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7] 何會督的「人生哲學」，顧名思義，就是直指人生的哲學，它是從哲學（理性）的角度探討人生、思考人生的問題。何會督認為「人生哲學」就是一種「對話」（dialogue） 和「會談」（conversation），他對學生說:『崇基…的「人生哲學」…是要(讓)每一個學生和歷代中西哲人的會談，也與現代思潮和不同的人生觀對話』。[8] 這種「對話」和「會談」的教學模式成為了今日崇基學院（更是香港中文大學的) 通識/博雅教育課程中一種很獨特的教學模式。原來今日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所突顯的「與人文對話」和「會談」的教學模式，早在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大學及在1950年代開始的崇基學院已經出現了。
我最敬愛的一位老師沈宣仁教授(1931-2004) 在1962年加入崇基學院時[9]，即致力協助學院在既有的「人生哲學」課程基礎上，製訂「綜合基本課程」（Integrative Basic Studies、簡稱為「IBS」），[10] 崇基學院在2016年成立「宣仁通識教育資源中心」(中心設在崇基圖書館旁邊)，並推崇沈教授為「崇基學院通識教育之父」。若果沈教授仍是活著的話，我相信他會說: 假如我 (沈教授) 是崇基學院通識教育之父，我們的祖父(通識教育的創始人)應該是何明華會督。沈教授亦曾坦言說他是深受何明華會督的感染和影響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沈教授是崇基學院通識教育之父，何明華是我們學院通識教育之祖父」[11]
我和許美德教授在學術研究上有一個共通點，是喜歡從人物敘事(narratives)入手尋找歷史故事。許教授最初是翻譯馬相伯的書，知道馬相伯 (Ma Xiangbo, 1840-1939)是在中國創辦過三間大學，分別是: 震旦大學(Aurora/ Zhendan Academy, 1903)、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 1905)、和天主教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25)。 後來我們發現原來馬相伯是最早將希臘文、拉丁文和希臘經典文學 (跨經典文學研究) 放進中國的大學教育課程中，也是最早將「博雅教育」的概念帶來中國的。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燕京大學的創校校長-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他有一位兄長司徒華林, Warren H. Stuart也曾是另一所教會大學「(杭州)之江大學」的校長, 1916-1922)。司徒雷登是在杭州出生(1876年)，長大、是一位中國通，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打造了一間燕京大學出來。燕京大學其實亦是一間典型的博雅教育的大學。司徒雷登在1928年創立了「哈佛燕京學社」，不僅是推動了燕京大學的國學研究，也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建構了一個學術平台，讓中西方的學術研究人員能夠有雙向的交流，亦讓許多燕京大學的學生可以往哈佛大學深造，同時亦在燕大培訓了不少西方著名的漢學家。換言之，燕京大學在不斷進行「中國化」的同時，也在致力提升中國現代教育的「國際化」。
司徒雷登在校園中更是營造了一個最適合推廣博雅教育的校園環境。他親自帶領師生在校園內同時使用中文及英語、靈活地運用雙語溝通。這種「雙語並用」的校園生活模式，不僅是有助提升了燕京大學的國際形象、也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共融。
許美德教授曾撰寫過一本書: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12]，描述謝希德(1921-2000) 教授的故事。謝教授是一位固體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88年獲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她曾在上海復旦大學擔任副校長（1978—1983）和校長（1983—1988）之職達10年。後來我也補充發現了原來謝希德教授的父親是謝玉銘(1893-1986) 教授，亦是物理學家，早年在北京通州協和大學 (即燕京大學的前身)畢業，赴美國深造後便回燕京大學任教，擔任燕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1929-1932)。所以謝希德教授從小便在燕京大校園內生活、長大，認識司徒雷登、也深受燕大博雅教育校園的薰陶。加上她多年在美國麻省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校園生活的影響，當謝教授擔任上海復旦大學校長之後，她也自然地將博雅教育的特色- 包括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雙語的校園生活、兼容中西文化及具國際視野等元素引入上海復旦大學。[13]
自從1950年代開始，國內的「博雅教育」隨著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消逝而被忘卻了，取而代之的是蘇聯的「專才- 科技訓練」的教育模式。至1980年代，隨著國內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高等教育政策又改變了，為補專才教育的不足，大陸高校重新引進「通識教育」、創新「人文素質教育」等課程，甚至有些大學增設「博雅教育學院」，全面推行現代化的「博雅教育」。[14]今日在國內，除了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外，還有許多近年新建、標榜博雅教育模式的大學/學院如: 「寧波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2004)、「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2005)、「廣州中山大學博雅學院」(Boya (Liberal Arts) Colleg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2009)、「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崑山杜克大學」(Duke Kunshan University of Wuhan China, 2014)。我們也可以說: 昔日中國教會大學的博雅教育傳統也再次以「蛻變」、復活過來，是以不一樣的方式被傳承下來了。
結論 – 三個比喻或象徵
最後，我會用三個比喻或是象徵來總結我對中國基督教大學和博雅教育的一些看法，是我累積了30多年來在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研究中所體會到的，與各位同道們一起分享吧！。
- 「一粒麥子的比喻」： 2014年，在我發表一篇文章 ──〈中國教會大學的興起與發展〉[15]── 的總結時，我引用了耶穌的一句話說：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24)。[16] 這句話或許也是一個比喻，它說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就是： 一粒麥子，若是要發揮其潛在的生命力、結出果實來，就必須要「被埋在地裏」、「死了」，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 事實上，基督教教育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歷過「調適」和「處境化」的演變過程中，我們或許也可以看見到，它曾是「被埋在地裏」、「死了」，現在卻已經「結出許多子粒來」了。
- 「落花生的比喻」： 20世紀初，中國教會一位史學家王治心教授在討論本色化運動時，曾用過一個象徵比喻 -「落花生」。[17]「花生」在中國本是稱為「洋花生」，或是稱為「東洋果」，但現在已沒有人這樣稱呼它了，甚至也不知道它原來是從外國帶回來中國栽種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一詞也有人翻譯成「本位化」、「本地化」或「本土化」，意思就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裏的具體化、成為「土生土長」的。同樣地，當基督教教育進入中國的土壤中，它也必須要找到落腳點與生根點、埋藏在中國的地土裏、吸取中國土壤的養分，才可以達成「調適」和「處境(中國)化」的過程，最終成為真真正正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基督教教育來。
- 「毛毛蟲的蛻變」：兒時也常聽到一個有關毛毛蟲的故事，唱著：「點蟲蟲、蟲蟲飛」等。為什麼蟲蟲會飛呢？原來那條毛蟲經過「蛻變」之後，便會變成一隻蝴蝶飛走了。 當我們見到一隻美麗的蝴蝶在花園中翩翩飛舞時，我們卻忘掉了原來它是一條從不起眼的毛毛蟲蛻變出來的，原來它也是經歷了一個奇妙的「蛻變」過程，才變成今天一隻美麗的蝴蝶。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國的歷史中，或許也像毛毛蟲一樣，從一條不起眼的毛毛蟲在不斷地蛻變中、其間也許有人會以為它已經從歷史中消逝了(像毛毛蟲死去了一樣)，誰知它已經變成了一隻美麗的蝴蝶、在花園中翩翩飛舞著，它或許也已成為另一個「生命蛻變」故事的主角了。
這就是我們的新書 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想與大家分享的故事。
盼望上帝祝福我們，幫助我們延續崇基先賢傳承給我們的教育使命及博雅教育的傳統，我們同心的禱告是 :「主啊! 求你堅立崇基創校先賢們、和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先賢們手所作的工! 也幫助我們繼續承傳他們所留給我們的教育遠象和使命。 主啊! 願祢也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主堅立」（詩篇90:17）。啊們!
參考文獻
〈人生哲學課–崇基通識的由來〉，刊載於《崇基校園通訊》第58期，卷1 （2022年1月20日），頁24。
王治心 。（1925）。〈中國本色教會的討論〉，頁11-16，載於《青年進步》，第79冊。
何明華。（1955a）。〈專載: 何明華: 霍約瑟堂奉獻典禮演講詞〉，《崇基校刊》，第6期，1955年1月20日，頁5-6。
何明華。（1955b）。〈會談（英文題目為 “Conversation”）〉，何明華會督在崇基學院第一屆畢業崇拜上講詞，1955年6月23日。中譯本節錄，刊載於崇基學院校史檔案館:《哲懷深致立崇基──創校文物展（1951-1963）展覽小冊》，附錄六，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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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仁、魏智樂、彭穎研、李穎妍（2021）。《香江薪傳 – 中國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承傳與蛻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陳沛瑜、彭穎研、呂俊傑、劉昀善、楊芷欣（2022）。《明華予崇基 會督與香江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校史考察計劃暨學生專題研習報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陳坤耀 (2014)。〈香港人對博雅教育仍多誤解〉，詳見網上文章: https://w.w.w.《灼見名家》，2014年9月4日。
詹肇凱。（1952）。〈我從安德生教授獲得了人生哲學的概念〉，刊於《崇基校刊》第2期，卷1（1952年5月10日），頁2-3。
謝昭杰。（1951）。〈校務報告〉，刊於《崇基校刊》，第1期，卷1 （1951年12月），頁2-3。
楊福家。（2017）。〈我與博雅教育的相遇〉，擷自: https://www.sohu.com/a/134400160_507651 ，2017-04-16。
Hayhoe, Ruth. (2006).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pringer.
Ng, Peter Tze Ming. (2014)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Carpenter, Joel et al. (eds.)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A Global Reconnaissance.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Ng, Peter Tze Ming, Leping Mou and Ruth Hayhoe (eds.) 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Pte Ltd., 2023.
[1] 參Peter Tze Ming Ng, Leping Mou and Ruth Hayhoe (eds.) Liberal Arts and the Legac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Pte Ltd., 2023.
[2] 參《開創以傳承 – 嶺南大學香港復校》，香港: 中華書局，2017，頁76。
[3] 參陳坤耀:〈香港人對博雅教育仍多誤解〉，詳見網上文章: https://w.w.w.《灼見名家》，2014年9月4日。
[4] 參Ng et al., 2023年書。
[5] 參呂羅中:〈嶺南與崇基的淵源與情緣: 他們是「崇基人」、也是「嶺南人」〉。梁智仁等編:《香江薪傳: 中國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承傳與蛻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校史考察學生專題研習報告，2021，頁222-235。
[6] 自1956年，崇基已經設有「宗教教育及社會服務學系」，提供了「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文憑課程」，教師包括芮陶菴博士（Dr. Andrew T. Roy），馬鴻述教授、黃壽林先生等。有關「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文憑課程」之介紹，參《崇基校刊》，第9期。1956年11月刊，頁13。「宗教教育及社會服務學系」教職員名單可參《崇基校刊》，第15期。1958年5月1日，頁13。
[7] 參謝昭杰，1951，頁2-3及7; 詹肇凱，1952，頁2。
[8] 何會督解釋「對話」是接近希腊語的思維、「會談」是較接近拉丁語的思維。「對話」容易產生對立和爭辯的結果、「會談」較側重生命的交流與分享，所以何會督選擇了用「會談」作第一次畢業演講的題旨。 參何明華，1955b，頁44。
[9] 崇基學院於1959年設立「神學及宗教教育系」，1962年改名為「宗教及哲學系」，至1968年又改稱為「哲學及宗教學系」（簡稱「哲宗系」)，系內再分哲學、宗教知識、和神學三組。（梁智仁等合編，2021，頁61)
[10] 原來沈宣仁教授畢業於菲律賓基督教大學時是主修英文、副修哲學，在美國深造時，卻剛巧是在與早年謝昭杰主任所讀同一間以博雅教育馳名的歐柏林學院修讀碩士，然後轉往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神學博士的。美國的歐柏林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同是重視博雅和通才教育的，因此，謝昭杰先生和沈宣仁教授亦自然地將西方的博雅/通識教育引進崇基來。在教學期間，沈教授曾擔任哲宗系系主任(1973-74，1975-76)、崇基學院通識教育主任(1977-90)、崇基學院文學院院長(1969-71、1976-77)、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1986-89)和崇基學院院長(1990-94)等要職。期間，沈教授亦為「綜合基本課程」編寫了一些教材，如《大學教育與大學生》(1973)、《論文的註釋及參考書目》（1976)、《讀和寫:大學之鑰初輯》(1977)等。
[11] 亦可參閱吳梓明:〈何明華贈予崇基的三份禮物〉，載於《明華予崇基 會督與香江》，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通識教育校史考察計劃暨學生專題研習報告，2022年，頁270-271。
[12] 參Hayhoe, Ruth.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pringer, 2006。
[13] 1985-88年，謝校長亦兼任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所長，她率先在中國國內打破綜合大學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蘇聯模式，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的條件增設了技術科學、生命科學、管理科學等5個學院。1987年6月接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奥爾巴尼分校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時，謝希德被《今日美國》報社記者採訪時被稱為是「中國的哈佛大學校長」。
[14] 楊福家教授也曾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校長，現任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經歷，說: 『我第一次瞭解真正的博雅教育是在2012年，那時我去訪問了一所美國的博雅學院，就是當年謝希德老校長曾去念書的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美國的這些博雅學院，是以本科生教育為主的。提起美國的大學，我們往往會想到哈佛、耶魯，但其實在美國本科教育的排名上，一些小而精、專注博雅教育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甚至要排在哈佛耶魯之前。那次從美國參觀回來，我便體會到博雅教育的好處。於是回來後我就發起了博雅教育的會議，到這次是第三屆』。擷自: https://www.sohu.com/a/134400160_507651 《我與博雅教育的相遇》2017-04-16 20:49。他所提及美國麻省史密斯學院正是謝希德教授曾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學院。
[15] 可參閱Ng 2014.
[16] 參Ng 2014，頁89。
[17] 參王治心 1925，頁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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