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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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強

近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漸由前此以西 教士為主體,轉而成為以華人教牧承接的新局面。此一重大變化, 乃由於十九世紀西教士來華宣教,為求發展中國教會,起而倡議本地教會,須由其信徒負責自養、自治、自傳,此即「三自」教會理念之所由生。「三自」教會之理念,乃由早期來華傳教士英國聖公會范亨利 (Henry Venn, 1796-1873) 及美部會安魯弗斯 (Rufus Anderson, 1796-1850) 首先倡議,漸為華人教牧信徒所接受,繼而鼓吹。及至二十世紀前後,中國備受外力入侵,對外戰敗,簽訂 不平等條約。從而使國家主權不斷喪失,民族主義思潮因而勃興, 為求遏制外人勢力之入侵,遂出現收回利權運動,謀求收回礦權、路權、郵權、航權等權益,目的謀求國家之自主自立。

時來華基督教,原乃透過不平等條約取得傳教之權利,因而被國人視為具有侵華特質的外來「洋教」,普遍受到國人之反對, 導致此後教案頻生。二十世紀初的庚子拳變,以及二○年代的「非基運動」的發生,最足說明。至此,華人信徒遂覺醒教會須要「改頭換面」,脫掉「洋教」外衣,從而提出華人教會之自主,聯合及本色化之要求,促成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產生。 此一運動目標乃要求脫離西差會或教士的管治與供養,收回傳教主權,實行三自,進而聯合各教會,最終達成建立具有與中國文化結合的本色化自立教會。而自立運動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教會 發展史上的頭等大事,從而促成中國基督教出現本土化,而中華 基督教亦由是確立。1 自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以華人教牧、 信徒為主體的中國教會亦隨之而起。

就近世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發展而言,早於一八六二年,廈門閩南長老會,在該會傳教士主導下,首先成立「漳泉大會」,實 行自養自治,為中國教會自立運動的先聲,及至民國肇建,頒佈 臨時約法,規定人民信仰自由,本國信徒均可向政府立案,購地 建堂,成立教會,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促成中國教會自立運動 的勃興。此後,由本土誕生的自立教會,此起彼伏,根據統計, 二十世紀初至三○年代間,初起時幾達 600 餘處,至一九三五年 歷經北伐、日本侵華之戰亂,遂下降至 200 餘處,至一九三六年, 再減至 101 處,包括河北(6 處),河南(5 處),安徽、陝西、綏 遠(各 1 處)、湖北(5 處)、四川(4 處)、浙江(32 處)、江蘇(25 處)、江西(1 處)、山東(6 處)、福建(8 處)、廣東(6 處)、而 香港列入廣東 1 處,此即道濟會堂,直至一九四九年,才回升至 194 處。

綜觀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自立教會的分佈,主要集中於沿 海,沿江省份,其中尤以山東、浙江、福建、北京、天津、上海、 廣州等省市較為明顯,而以「閩南長老會」、山東「中華基督教自 立會」、北京「中華基督教會」,以及上海「中國耶穌教自立會」, 四者最具典範。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自立教會的四大模式。 首述閩南長老會(1862)。

自鴉片戰爭 (1839-1842) 後規定基督教可於通商口岸設堂宣教,美國歸正會 (The 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 Mission)、英國長老會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及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相繼至廈門開教,建立教會,並在長老會傳教士推動下,自一八五六至一八九二年間,透過建立「堂會」、「大 會」及「總會」三層組織,完成閩南教會的自立。此一自立模式 的產生,關鍵在於一八六二年由長老會教士打馬字 (John V.N. Talmage, 1819-1892) 及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毅然成立「漳泉大會」,並透過大會所屬的新街堂會及竹樹堂會自聘 自養華人牧師,作為該會自立的起步,稍後並規定大會轄屬的堂會,必須具備自聘自養牧師,作為其自立的準繩,該大會所屬會 堂遂努力自聘牧師,透過自養取得自立,自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二 年間,閩南教會始行自聘牧師 3 人,直至一九三二年,合共自聘 牧師達 40 人。閩南大會的自養自立,規定三大特點。其一,由數 位長老、一位牧師或宣教士組成自治體,使華人信徒可參與教會 事工;其二,在自治體中,宣教士與華人信徒具有同等發言權; 其三,會眾獨立,不受外國差會總部指揮。然而,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閩南教會自養財力依然不足,袛能提供牧者的薪津,其它福音、教育、醫療事工的開支,繼續有賴差會的補助,以 1926 年為例,差會津貼閩南教會總預算之 25%,故西差會傳教士仍然 具有宣教事工的決策權力。由此可見,閩南教會所進行由西差會 支持的自養,袛能換取有限度的自治及獨立,故論者每稱之為宗派系統內「中西合作」的自立模式。由此可見,閩南長老會的自養 自立,乃華人教會自立的先聲,為福臨中華所建立之中華基督教會,揭起序幕。(作者任教于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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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基督教之自立及本土化,遂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和研究,深值 注意,包括趙天恩:《中國教會史論文集》(台北:宇宙光,2006);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段琦: 《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Yamamoto Sumiko,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okyo: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2000); Jonathan Tien-en Chao,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 1919-1927: A Protestant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6); Daniel H.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Steven Kaplan, ed.,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4-143;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0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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