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及其轉型
香港 李金强
近代基督教傳教士入華宣教，幷帶來西方文化，促成傳統中國社會産生變革，由是引起中外史家之關注，進行研究。從而形成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中，强調基督教促成中國現代化此一研究論述模式之出現。此一模式，始起于美國哈佛學派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及其門生，如柯文（Paul Cohen）等，皆依此論述。繼之者爲臺灣之林治平，倡導尤力，召集查時杰、王成勉、魏外揚等用心于此一課題。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樹槐亦由此入手，而更重要則爲由該所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合作，以李國祁及張朋園二人爲首，主持中國區域現代化研究計劃，先後出版閩浙台、湖南、湖北、山東、江蘇、廣西、安徽各省區研究專著，均將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列爲現代化的觸媒。香港方面則爲羅香林、施其樂（Carl Smith）、梁元生、梁家麟、李志剛及筆者，皆先後就此發表研究成果。及至國內推動改革與開放政策，史學研究得與海內外學者交流，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研究論述，亦陸續得見之于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如章開沅、史靜寰、徐以驊、王立新、吳義雄等的著述。上述學者的研究，可見基督教入華，于沿海、沿江城市，相繼建立的傳教事業，包括創建教堂、興辦教育、醫療、出版及慈惠事業，均爲清季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變化。是爲基督教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幷帶動國家與社會的轉型，從而說明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發展與變遷的密切關係，以下共分四方面說明之。
其一，「通商口岸」城市新社區的出現。此與列强侵華，締結不平等條約具有密切關係。時中國被迫于沿海、沿江省份開設通商口岸，成爲西政、西商、西教進出之地區，從而産生租界及外人居留地。通商口岸如以上海爲首，遂出現傳統中國城厢、民居、商店、會館、廟宇與西式建築的中、西二元文化特色。後者除了使館、司法機構、外商銀行、企業外；最重要的元素，即爲基督教會所興建的教堂、學校、醫院、出版社及慈惠機構，遂結合形成新社區。使古舊的中國城市，出現了傳統與現代，中西對照的新城市景觀，論者或謂通商口岸的新城市景觀，猶如古老中國長袍鑲飾了新花邊。而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皆由這批新社區孕育而生。而歐美差會在中國通商口岸及內陸城鄉所建立的傳教事業，無疑爲近代中國城市蛻變的由來。
其二，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傳統中國爲一男尊女卑及以士農工商結合而成的四民社會。隨著基督教的入傳，興辦新式學校。初爲傳教，逐漸轉變成爲傳授西方專業知識的教育設施，傳授外語及西方史地格致之學。由小學，而中學，而神學，而大學，逐級遞升，是爲近代中國教育中之私立教會教育體系的誕生。其中尤以民國時期分布全國的十三間教會大學最爲著稱，包括燕京、齊魯、金陵及其女大、滬江、聖約翰、東吳、之江、華中、華西、福建協和、華南女子、嶺南等校。培訓出不少具有中、英雙語的文、理、法、商、醫的實學專才，投身各行各業，而形成新中産階級的出現，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國內章開沅教授倡導教會大學之研究，即由此而起。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者，爲基督教傳教士，重視女權、興辦不少女學，從而使中國女性得以入學，研習新知，亦成爲社會上之專才，甚而成爲國家與社會之領導。最明顯例子，莫如宋家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其父宋耀如牧師，即爲孫中山早期之革命同志，宋家姊妹由是得以躋身國家領導層。而近代中國女權亦由此而興，婦女相繼從政、就業幷于社會、文化等領域，顯露頭角，至今中台港兩岸三地以至海外華人，均涌現大批杰出的女性精英，使中國社會力量，由是倍增，國力亦由此上升。
其三，通商口岸改革家的出現。上述基督教傳教士來華興教辦學，逐漸培訓出一批具有西學新知的新知識份子。其中部份”口岸”精英，一方面出生本土，已具備本國語文及文化的知識。由于接觸傳教士及進入教會學校就讀，遂得以領略西方語文及西學，逐漸成爲中英雙語精英，且不少具有基督教信仰。由是得以涵泳于中西文化，漸具”卓識”，面對晚清國家與社會的衰敗，遂起而提出改革的建言，成爲近代中國倡導改良思想及改革的重要成員，較著者如容閎、王韜、洪仁玕、何啓、馬建忠、馬良、唐廷樞、鄭觀應、伍廷芳、王煜初、黃乃裳等，各省所在多有。美國史家Paul A. Cohen，即標貼此批出身香港及國內通商口岸的精英爲”基督教改革者”（Christian Reformers）或”新濱海改革者”（The New Coastal Reformers）。茲舉王韜、洪仁玕、何啓、黃乃裳四人說明之。
王韜于上海爲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雇爲”代筆”，協助翻譯聖經，因而信教。其後南下香港，又協助同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四書五經。于1867年被邀至英倫，得見西方文化之盛，王氏以其爲夏商周三代之重現。其後回港創辦《循環日報》，針砭時局，倡變法自强之改革言論，幷結集而成《弢園文錄外編》一書。
洪仁玕，于廣州從羅孝全（I.J. Roberts）得聽聖道，稍後至香港出任倫敦傳道會傳道。與傳教士從游，而得悉西學新知，且目睹香港殖民地建設的先進。及至天京（南京），遂向洪秀全提出《資政新篇》的改革建議，主張興辦鐵路、輪船、銀行、開礦、郵亭、醫院、保險等新式建設，可惜未見實行。
何啓，出身教牧家庭，其父進善，爲倫敦傳道會于香港按立的首位牧師。少年時，入學理雅各建議港府開辦的中央書院。其後留學英國，取得醫學及法律雙學位，幷娶得英婦雅麗氏（Alice Walkden），遂回港開業而成華人領袖。目睹清廷對外失敗危困，與其好友胡禮垣，起而倡言「新政」，力主清廷行君主立憲，幷發展工商及鐵路、輪船企業。結集改革言論而成《新政真詮》一書，爲康梁維新派所重視。
黃乃裳，出身福州美以美會傳道，參與傳教士翻譯聖經、西書。其後轉而參與科舉考試，獲中舉人，成爲地方士紳。及至甲午戰後，參與康梁維新運動，于福州創辦《福報》，鼓吹改革，又因翻譯傳教士蔚利高（Myron C. Wilcox）之《大美國史略》一書。得悉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移民北美，建立十三州之史事，遂于1900年前後，策動福州美以美會信徒移墾砂朥越的詩巫，爲近代中國基督教移民南洋之先聲，其後且參與革命。
其四，基督徒爲革命倡導者。近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莫如辛亥革命。促成我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爲近代中國史上頭等大事。2011年爲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相關研究，大量涌現，而辛亥革命促成20世紀至今中國的重大變革，受到高度肯定。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産生，固由列强入侵，滿清腐敗無能，促成漢民族主義勃興，起而要求推翻滿清而致。然辛亥革命之緣起，與基督教却具有密切關係。此即革命報元祖《中國日報》記者及党人陳春生所言，「中國革新之原動力，實發韌于基督教」。
原來革命倡導者孫中山，于香港就讀中央書院及西醫書院時期（1884-1892），于1884年5月4日接受美部會傳教士喜嘉理（Charles Hager）的洗禮，幷引領陸皓東入教。繼而在倫敦傳道會的道濟會堂聚會，與具有改革思想的會牧王煜初，長老區鳳墀，會友何啓，過從最密。何啓且爲其于西醫書院的導師，從而産生革新思想。1895年孫氏于香港創設興中會總會，首倡革命。該會主要成員，除王、區、何三人外，參與者尚有同屬”四大寇”之尢列、陳少白、楊鶴齡；博濟醫院同學鄭士良；同鄉陸皓東；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當中除尢列外，餘皆爲基督教徒。而日後支持孫氏革命之日本盟友宮崎寅藏，亦同爲教徒。難怪日後孫氏談及其革命思想緣起，除說明與香港具有密切關係外，更指出傳教士來華宣教及推介西學，與其革命思想緣起，具有關係。由此引致筆者從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角度，進而說明基督教與孫中山、楊衢雲等倡導革命之關係。1
綜上可見，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及社會轉型，具有密切之關係。其中華人信徒對于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轉變，扮演重要角色。不但促成近代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的發展，幷且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不同領域，均具影響力。故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以”華人信徒”爲中心的研究方向，不宜忽略。
（作者任教于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 李金強：《中山先生與港澳》（台北：中山學術基金會叢書，秀威網路書店，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