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罵中國也不討好中國

不罵中國也不討好中國

也是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領事館發現我在時事評論上常常有很多意見,是比較理解中國的。因為海外一般是罵中國,一口否定中國。而我是比較同情中國的,因為我常常回來,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那麼我就平衡了很多對中國無理的批評。在領事館聊天的時候,我就說中國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自己人在內部提啦,不要在外面講。他們聽了以後,就推薦我直接跟國務院反映,認為這樣可能更有效果。他們希望我能夠在海外提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中國國內又沒有注意到的,西方抓住問題就批判,海外的提醒對中國建立自己的形象很重要。一九九九年我就開始跟國務院對話,每一次到北京都到國務院跟他們見見面,提一些建議,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對話都很成功。我覺得中國政府是非常開明的,也願意參考很多的看法。這就變成了我們工作的一個層次,就是與中央的領導者和地方的領導者的對話。

我們完全中立,也不想討好中國,我們都講真話,實際上中國也想聽真話,不想聽你讚美它。你對外的時候可以讚美它,但是對內的時候它想聽真話。
一直以來,這個對話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我寫了好多的建議書,我發現中國不少地方是有採納的。我知道中國在人權宗教自由這些方面是真的想改變,但是也不是明天就可以改好的,所以它是一步一步進步,在法律上也做了很大的改進。

從一九九三年我回來到現在,中國的改變實在是太大了,而且官員的素質越來越高,官員對自己的要求也相當的高,這些改變都是很讓人驚喜的。我去過三十多個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中國,當然七大工業國都比中國好。中國的這種努力,人民向上的風氣以及中國制度改革的方向都是令人欣喜的。當然腐敗還是有,但是中國起碼在懲治。所以,這一切你發現中國很有希望的。我也慢慢看見中國越變越好,每一次來法律都有一些改變,規定都有一些改變,所以這是中國改變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層次,我自己在大學有很多交流,我也成為好幾個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山大學請我當了博士生導師。我常回來講課,學生都非常好,年輕人充滿了理想,也有很多通過E-mail和我討論人生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人生很空虛,想找人生的意義,但是找不到,就只好賺錢,但又不想只是賺錢,這是他們很特別的表現,所以年輕一代是有理想的。從最好的大學到一般的大學我都有教,裡面都有充滿了熱情的年輕人。且我和好幾十個著名學者有對話,發現中國知識界非常活躍,思想也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好像到了最近這三四年以來,學術和自由度比從前增加很多,這個也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很多不同意過去意識形態的說法都可以講出來。

承蒙梁燕城博士授權轉載,摘自《心靈有約》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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