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抗走向對話
六萬塊可以辦一點事了，結果我們就開始辦《文化中國》雜誌，我寫的宣言就是《重建中國人的骨氣和靈魂》，我說中國的問題已不再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也不再是內部鬥爭的問題，而是內部腐敗的問題，是靈魂扭曲的問題。因為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實現中國自己提出的民主法治等未來的理想，首先在文化上精神上需要有一種基礎，屬於靈性的基礎，而不僅是實用的。當然實用可以突破過去的那一種教條性，但是比實用更深的要求還需要精神的東西，需要道德的東西，因為有了道德才更實用。（每個人）不僅是為了利益，而且也是為了〝義〞，為〝義〞而活，為〝義〞而貢獻的時候，結果是對社會貢獻更大。我們研究西方基督教清教徒，他們有重大的經濟成果，他們是非常有道德、也非常有宗教承擔的人，以他們的道德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社會，而信任的社會，或者說誠信，才會有專業的道德，職業的道德，這樣才會有銀行的制度，銀行要貸款給人，如果人都沒有誠信跑掉你怎麼辦？只有在一個誠信的社會，銀行才能夠出現，而這才有市場經濟的開始。清教徒們用一種很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成就了財富的累積，但是他們累積財富不是為了財富的利益，而是為了崇高的精神–為了榮耀上帝。他們有這一種非常崇高的追求的時候，就形成了經濟繁榮，而他們經濟繁榮的同時又有很好的法治和道德的基礎，所以不會變成一種腐敗的經濟。
那麼我發現中國那時候已經開始出垷腐敗現象，怎麼辦呢？我就想我們要建立一種新時代的文化，不僅是把那一種腐敗的文化來重講一遍，要有一種吸收不同的文明成果的一種新文化，也要跟世界來對話。所以我們第一期的《文化中國》就講：〝從對抗走向對話〞。因為那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後，西方跟中國很對立，也很難對話，那麼我身處在西方也非常焦急，西方對中國看不起，封鎖中國，對中國也沒有好處。怎麼樣可以維持一個對話，而帶出一個新的突破的可能性呢？這已經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不到我一提出來，就到處回應得非常強烈，而我們所出的一個非常高層次的文化刊物也得到了各方面大學者的支援，因為在海外華人裡面還沒有一本純學術的刊物，這是完全沒有經濟效益的，是很難辦得出來的。六萬塊錢也只能試辦一兩期看看（江按：指《文化中國》），開始也只有一個編輯，一個我，一個秘書。我們用的辦公室還是人家給的，不要錢。那麼我就全世界去奔走，去募款來支援我們〝重建中國人的骨氣〞的工作。那時候我發現要做出很大的犧牲，因為第一要放棄薪水很高的工作；第二，奔走籌款是很難做的，對於一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不好意思的做法，一種很羞恥的感覺。但是我覺得為了中國還是要做。
承蒙梁燕城博士授權轉載，摘自《心靈有約》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