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譯者王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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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整理：So Ying／校對：Lily Lin
分享：譯者王忻女士
剛才陳牧師都已提及「信、達、雅」，其實，我在第一頁開始就首先講及「信、達、雅」。我本身是修讀翻譯的，亦在大學裡教導翻譯課，所以我的角度會從翻譯理論的角度去入手。我會選擇一些特別的翻譯理論去反映翻譯此書的策略和個人的掙扎。
提起「信、達、雅」，即使在座各位沒有修讀翻譯，都會接觸過這個翻譯的方式。畢竟這個翻譯的理論是由我們的譯者嚴復提倡的，而他在何時提倡呢？他當時在國內翻譯了不少對中國人思潮影響很大的著作，包括「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正是由他所翻譯的。他提出了「信、達、雅」這個翻譯的原則–其實翻譯真的很難–「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雅」簡而言之，「信」就是忠信，我們要忠於原來的文本（source text）；「達」就是表達到位，譯出來的文本是表達到位；「雅」，在當時他們會把西方的文字譯作文言文，是有古雅的意思的。當他提出的時候，並非每個人都讚同，亦會有很多批評：是否真的做到「信、達、雅」呢？
其中一位不認同者，就是文學家瞿秋白，他認為既然要「雅」，又怎能又「達」又「信」呢？因為畢竟他是精於翻譯文言文的，而文言文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明白的，真的是要有識之士才能明白，是否能夠古雅之餘又達到通達的原則呢？其實三者並行是很困難的。當時瞿秋白寫了一封信給魯迅，魯迅怎樣回應呢？魯迅在回應的時候，提出了一個當時比較新的概念，就是在翻譯的時候，我們要顧及接收者的學問，怎樣才算翻譯得好呢？當翻譯給有識之士時，用古文是沒有問題的。面對一般人士，我們應當怎樣翻譯呢？所以，在他的角度來看，除了要顧及文本的作者，要忠於作者之外，亦要向我們的讀者負責。所以他大概會這樣分別：甲類是受了教育的，乙類是對文字有簡單認識的，丙類是不多認識文字的。所以，對甲而言，當然可以使用文言文，而對丙這一類，可能要透過戲劇這一些形式讓他們可以接收到信息，反而是更加有效的。
我們已看過一些最主要、又對翻譯策略極具影響力的中國譯者，我們亦要看看西方譯者的翻譯策略。
其實，在早期第一代剛開始有西方翻譯的時候，已經提及兩個相對的概念：第一是直譯，其次是意譯。直譯（word for word）就是字對字的翻譯。意譯（sense for sense）就是主要譯出其精髓、意思和精神。我在此再多提出兩個翻譯學的術語：第一個是「source language」，是原本的本文，也稱為「原語」。第二個是「target language」，是譯出來的文字。因此，就此書而言，「source language」就是英文，譯出來的「target language」就是中文。
其實，在翻譯界有多位響負盛名的教父，第一位是St. Jerome（圣傑若姆），現在市面上有一份翻譯期刊是由St. Jerome Publishing出版的，也是紀念這位教父在翻譯上的貢獻。當時，他翻譯聖經時，就將聖經由希伯來文（Hebrew）譯為拉丁文，特別之處是他並非譯為古典的拉丁文，即只有教父才可看到，而是將之譯為一般人都看到的，所以那本聖經叫作Vulgate Bible（拉丁通行本聖經），讓一般人都可看到的。而他翻譯聖經時，是著重意譯的。
另一位是大家都熟識的馬丁‧路德，他將聖經譯作德文時，究竟他是用什麼策略去翻譯呢？他到底是譯給某一批的知識分子或是給所有人看呢？其實他的翻譯策略是要譯給所有人看的，因為他的理念是希望聖經可以透過翻譯去普及化，這正是他的翻譯策略，他的翻譯策略也是以讀者的接收為本的，不是單單只是忠於聖經的。這可能跟我們一般的概念，就是認為聖經一定要最忠於原文的翻譯策略才是最好的，但是原來在西方的翻譯歷史中，有兩位重要的人物都是著重意譯的。
而另一位相信大家都很熟識的就是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在神學領域（的贡献），相信大家都已略有所聞，在翻譯界中，他的影響力也不遑多讓。他在翻譯界影響了很多後來的文學家，將他的理論進一步去推展。到底他翻譯過什麼？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柏拉圖的思想。他亦提出了兩個相對的策略，英文是：「Bring the reader to the writer; bring the writer to the reader.」其實這代表什麼呢？既提及讀者又提及作者，如果以中文解釋，大家會較容易明白。其實這兩個概念後來演變了，被另一位翻譯學者Lawrence Venuti（勞倫斯•韋努蒂）將它推展成為「歸化」即「本色化」。而另一個策略是異化（foreignization）。
何為「本色化」，何為「異化」？試舉一個例子：我們每天都會看見巴士，英文名為Bus，在香港稱為「巴士」，在內地又如何呢？在內地叫做「公車」。這例子代表了兩個的翻譯策略，大家認為「巴士」代表哪個翻譯策略呢？巴士其實是代表異化，因為它把異地的文化譯進當地的文化裡去。而本色化基本上是排除了這些外來的味道，我們不會覺得「公車」是外來的概念。
到底什麼時候需要本色？什麼時候需要保留奇異的特質呢？他提到兩個例子：其一是宗教和哲學的翻譯，另一個是喜劇。在宗教和哲學方面，他認為這些深層次和高層次的理論，若我們將其完全地本色化，用一些簡單的字眼，讓讀者很容易明白，這便會失卻了本身的深層次，即失了真。所以，面對這類哲學性的文章，就不應使用本色的策略，而要保留一些奇異的字眼和特質，這正是將人帶到作者的面前，讓讀者來到作者面前，作者不用作任何調校，亦不需要降低程度，也不需要將其淺化了。第二個策略是喜劇，對喜劇而言，為何要本色化呢？如果不本色化，人家還會笑嗎？一個笑話若不使用當地的幽默感，其實觀眾接收不到要接收的事，反而只是知道一些很奇怪的事。其實面對這類笑話和喜劇，一定要將作者帶到讀者面前，是要將它略為降低和調校當中奇異的物質。
另一個影響很深遠的翻譯學者名叫尤金•奈達（Eugene Nida），他於去年才逝世。他一直在聖經翻譯上有很多的著作，他亦是很多聖經學會的顧問，但他就從未試過親自從頭到尾翻譯一本聖經，他所定下的策略卻影響了無數的聖經學者。他亦提出了兩個相對的策略：一個是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另一個是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到底什麼時候是動態？什麼時候是形式呢？其實在其著作中，他大部份都是引用聖經翻譯的例子，在我未提出這些例子之前，想請問大家認為根據這位學者，聖經的翻譯是用動態對等或形式對等呢？動態對等的特質是著重自然（Natural），當去到另一個文化時，是要用當地文化的元素作翻譯的。而形式對等是完全依照原文字句的結構（Structure）和修辭，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要相等。在翻譯聖經時，大家覺得他會高舉哪種策略呢？是偏重形式呢？因為聖經都有很多修辭。是偏重動態呢？最重要是讓對方明白，最要緊的是講求自然，讓另一個文化能接收得到。請大家表態一下，是動態的呢？是形式的呢？似乎贊成動態的較多。其實他個人認為，聖經是翻出來為傳教的，最要緊的是要達到傳教的目的，其實應該是以自然為主。所以，他曾引用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我們熟悉的「我是主的羊」，英文是「lamb of God」。在中國，我們都見過羊，但對於愛斯基摩人，是否可以用「我是主的羊」去翻譯呢？可能不可用「我是主的羊」，而用「我是主的海獅」，所以，他用「seal of God」代替「lamb of God」。這就屬於動態的對等。而形式的對等，過會兒我會引用一些例子，是來自《耶穌的另一面》這本書，提到什麼時候我們會用形式的對等。
我們在翻譯時，也會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而翻譯？」我們翻譯時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是屬於「目的論」，曾有幾個學者提出過，其中一位是凱瑟琳娜•萊斯（Katharina Reiss），他所提出的是很清楚的，有些文本我們要以表達的形式去表達，即我們要用一個維持原本的修辭和形式（expressive）。另一種體裁是我們要以祈使的性質，什麼是祈使的性質呢？最重要是要達至目的，即是我們所譯出來的不一定要根據原本的修辭和形式，最重要是要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之前那種是資訊性的，最主要是要把信息表達出來。這裡並沒有提到聖經是屬於哪類形式，以此書為例，應該介乎什麼位置呢？大家看到右邊有關祈使的部份，有什麼題材會使用祈使呢？是一些講道，因為希望接收的人能夠聽道後可行道，是希望達到目的，又如政客的演辭。至於詩篇方面，是屬於表達的形式，因為希望可以保留詩的優美，希望譯得通順，希望達至一個目的是別人看了後要有所行動，而並非只停留在形式上。
剛才提及有關翻譯家的觀念，其實正影響我在翻譯過程上的選取。首先，我要分析到底Marcus J. Borg（伯格）這本書是屬於哲學性質呢，是文學性質呢，還是講道性質呢？不同的性質會達至不同的翻譯效果。而我面對的對象，我的讀者是誰呢？是否像當時的嚴復只是翻譯給有識之士呢？這本書在美國是最暢銷的，已賣出了超過二十多萬本，它的目的應不只是給有識之士，應是希望可普及的，這也是出版社想要達到的目的。所以，在整體的翻譯策略上，都是以通順為主，希望可以傳達到那個意思為主。
因為時間所限，要趕快些。剛才提及形式上的對等，當大家買了這本書以後，請看第五至六頁，作者引用了一些古老的詩篇，而這些詩篇是有耶穌的印象的，因這些詩篇是屬於（poem）的性質，就要以保留其修辭技巧為原則。所以我在翻譯時基本上是將每個字都譯出來，而不會因通順就刪減某些字。例如它不斷重覆「I」，我就會不斷去重覆「我是」、「我在」、「我想」。有一些情況，在中文來說未必是通順的，比如：「… I”ve panted, and my heart hath fainted, thirsting, Lord, for Thee.」此處「my heart hath fainted … for Thee」在英文上就很通順，「for Thee」 即「for You」；就中文而言，一般會說「我的心為你暈厥」，而不會說「我的心暈厥為你」，但我希望保留原本的形式，所以我譯作「我的心暈厥為你」，這就是形式的對等。
又如「compassion」此字應怎樣翻譯呢？「compassion」此字根據原文其實和子宮是有關的，有一種母性的憐憫在當中，無論我怎樣地翻譯，也不能表達到那種母性的憐憫，因此我便要作出取捨。有些聖經的版本會將「compassion」譯作「慈悲」，有些譯作「憐憫」。其實，出版社方面也給予了一個建議，就是陳牧師曾經在另一本書把「compassion」此字譯作「熱切的矜憫」，當時就建議我選用「熱切的矜憫」。剛才我也提及，當我考慮到策略的時候，到底我是為誰而譯？是為了小撮人而譯呢？還是希望普羅大眾都看得明白呢？所以，到最後為希望更多讀者可以明白「compassion」此字，如果用「熱切的矜憫」這是一個很古雅的表達，要有「雅」這個元素，就去不到「達」的元素，為了追求「達」，就不能那麼「雅」了。「矜憫」在馬禮信的譯本是用「矜憐」的，現在已經很少人這樣用了。為何又不用「慈悲」呢？其實在文章中，除了提到「compassion」此英文字，也提到「mercy」此英文字，「compassion」是憐憫，「mercy」其實是一個很基督教的概念，現在不同了，「mercy」的概念是「你有罪，我赦免你」，現在演變成「慈悲」，是一個沒有罪性的概念。其實在這兩個英文字裡面，最後我選取了「憐憫」去翻譯「compassion」，用「慈悲」去代表「mercy」。「慈悲」其實本身是來自佛偈，代表大慈大悲，這有佛教的宗教意思，用這字去翻譯一個略為基督教的概念，正是要保留其宗教的味道，這個就不用再看了。
其實，我仍有一些掙扎，很快就可以說完了。我一直看（這本書）的時候，有些地方不一定用它。舉例說：在上一章……舉例說：Marcus J. Borg（伯格）本身不是一個福音派的神學家，在歐洲不被多數人認同，我在翻譯此書的時候，有很多同學表明並不會買Marcus J. Borg（伯格）的書。他（Marcus J. Borg）曾提及同性戀的觀念，他個人覺得保羅是容許同性戀的，他覺得保羅是會寬容對待的，他會寬容對待罪人，也包括同性戀者。當我看到他的思想時，我其實並不認同，但這是否代表我可以去改寫呢？有一些翻譯學者曾提出一種概念，就是翻譯只不過是重寫，當你遇到一些思想上的掙扎，很多時候譯者會改掉它，例如在內地當提到宗教翻譯的時候，他們會刪除了宗教的字眼。至於我的立場，是會將作者原本的意思呈現於大家的面前，大家就可以讀到他原本的意思，所以在這兒我並沒有作出任何的刪減。最後一個例子：Marcus J. Borg（伯格）提到一個嶄新的觀念，就是他個人覺得「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只是一個其中的比喻，他為了表達這是眾多耶穌形象的一個比喻，他就用了一個引號，在最後一章中，「Son of God」此字他一直用一個引號，代表他個人並不認同。其實，在我首次去接觸（此概念）的時候，我是很難去接受「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只是一個比喻」這觀念，我亦擔心一般大眾去看的時候，如果我也用一個引號，其實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呢？在此處我又如何去取捨呢？我又不能完全地刪除，我就唯有將全篇的引號全部刪除了，因為用了引號後，讀者未必可以接受。
剛才陳龍斌教授提到一些哲學概念的翻譯，這些是屬於哲學的概念，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果我將它用一個簡單易明的名詞去表達時，其實這是一個本色化的策略，這並非一般處理宗教哲學文體的一種翻譯策略。在這兒我是根據施萊爾馬赫所提倡的翻譯觀念，就是遇到一些比較高層次的哲學時，都應該保留其高層次。所以當大家看完後，都未必完全明白其意思，如果不明白是更好的，因為你會去看註釋，你也會更進深地研究這些議題。在最後結尾時，這本書很著重將人、將信徒從第二手的宗教經驗進入第一手的宗教經驗，這是它的結尾。什麼是第二手呢？他覺得單單從聖經、從教義上去認識耶穌，這只是二手的宗教，第一手的宗教應該是我們要與上帝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是用心、（把心）交出來去認識（祂）。在這兒套用一個觀念在翻譯上來說，其實在處理文字的時候，我都希望大家去看一些文字時，並不是只跟這些文字去建立關係，去建立一個頭腦上的知識，而是真的要用心去感受這些文字。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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