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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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歷史)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二)
上海、山東、北京的自立會

香港 李金強
除了閩南長老會首開自立外,至二十世紀初山東、北京及上海相繼出現自立教會。其間之關鍵乃在於晚清十年(1901-1911)收回權利運動及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所致。民國時期所頒臨時約法,保障國民宗教信仰自由,教徒遂由前此「教民〞地位轉為國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並得以向政府註冊,自建教堂,從而促成二十世紀中國教會的自立,基督教自此成為中華文化與社會成員,而中華基督教亦由此得以確立。以下分述上海、山東、及北京的自立教會:

上海中國耶穌教自立會(1906):由上海閘北長老會俞國楨於1906 年所創設,俞牧鑒於基督教入華乃由不平等條約所致。而官紳每每視入教信徒為教民,時相迫害,引致教案,中外交涉嚴重,至有庚子拳變的國恥,對國家與社會創傷尤多。故力主華人教會自立,故有該會之創設。該會被王治心譽為「在當時的自立運動中成就最大」。1903 年,俞氏與謝洪賚(1873-1916)、高鳳池、李恆春、宋耀如(1886-1918)、黃家楠等十三人於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基督徒會」,倡導教會自立,並於翌年出版《基督徒報》季刊,鼓吹自立言論。日後山東、京、津的自立運動,大多受其影響而產生。至1906 年,俞氏再邀集同志,出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張「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義普傳」,並向蘇松太兵備道瑞澄呈報獲批,藉此尋求本國政府對傳教的認可。至1910年,俞氏代表全國教會,上書朝廷,要求挽回教權,取消不平等條約中的保教條款,時值清季十年(1901-1911)各省立憲派鼓吹收回權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俞氏此舉,無疑說明此乃基督教與清季中國民族主義合流之重要歷史時刻。上述活動,隨即受到上海西教士的強烈批判。

1911 年辛亥革命後,俞牧提出「中國的歸中國人」口號,遂與西差會斷絕關係,自行發展。並出版《聖報》月刊,繼續透過文字,鼓動全國華人教徒自立,各地相繼響應,紛紛成立支會。至1920 年,全國十六省共設支會189 處,會員一萬餘人,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於上海,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者遍及十六省及南洋各埠代表一百二十餘人,以浙江、福建人數最多,隨即成立全國總會,互選會董35 人,並共推俞氏為總會會長,頒布全國自立會章程。至1924 年,全國增至310 多個教堂,1932 年則有教堂309 個遍佈20 多省及南洋各處,為該會發展的高峰時期。同年年底俞國楨去世,自立會始見轉衰。

俞氏創設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實為我國信徒要求挽回教權,脫離西方宗派差會,自創本土教會的先河,意義尤為重大,此舉促成二十世紀華人教會時代的來臨,由此觀之,該會可視為華人「獨立教會」模式的誕生。

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1912):1885 年,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所創設「登州文會館」的畢業學生鄒立文等40 餘人,發起組織山東「酬恩傳道會」,並透過捐獻,積聚基金,謀求日後自立自傳,是為山東教會自立運動的源起。至1912 年由劉壽山,隋熙麟繼起組織自立會,時山東當局為求收回本省傳教主權,都督周自齊,於濟南商埠撥地,給予建堂,永遠免租,遂大興土木,於1915 年,正式成立中華基督教自立會。設董事會,推選劉壽山、隋熙麟、王元德、劉思義、劉滋堂等十二人為董事,主持會務,會中信徒,大多為工商界人士,富有財力,樂於捐贊,經濟由是自主而教會得以自立。其後擴展至青島、煙台、濰縣、大辛店、台東鎮等地,故於1926 年成立「區議會」,每年開會一次,聯絡山東各地的自立教會,該會日益發展,影響並至山西,促成太原信徒起而創設自立會。上述山東華人信徒努力自立,創設本地新教會,然卻未與原來所屬宗派差會,完全脫離關係。反而與宗派教士「情感融洽,同心宣傳主道」,並且「敬西差會之教士,尊如師長,得其協助指導亦頗不甚少」。由此觀之,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與宗派差會關係極其密切,並受其指導。以濰縣自立會成立時為例,曾上稟長老會差會,請求批准,並邀宣教士出席參加該會的自立慶典。故山東自立教會或可稱之為宗派系統內具有「師生關係」的自立教會模式。

北京中華基督教會(1912):亦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1912 年由北京倫敦傳道會牧師誠靜怡(1881-1939)所創設。此會乃受天津「中國基督教會」之影響而產生。原來天津倫敦傳道會傳道張芝庭,早已呼籲組織自立教會,可惜於1908 年去世,堪稱繼志以歿。至1910 年,繼由公理會的楊寶慈、張伯苓(1876-1951)等聯絡各宗派,合組自立教會。其中張佰苓出身天津水師學堂,目睹甲午戰爭北洋艦隊覆沒,感觸尤深,決定以教育報國。日後創辦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為著名之教育家,信教後起而提倡自立。「蓋合眾會為公,不為一會之分子」,採用聯合方式,創設自立,是為「中國基督教會」之成立,該會乃由倫敦會、美以美會、公理會、聖道堂及長老會合組而成,並由美以美會劉廣慶出任會牧,會友以學界、紳商及政界為主,多屬小康之家。

而誠靜怡早年於1898 至1900 年間,在天津接受神學訓練,稍後至英國攻讀神學,至1908 年回國,出任北京倫敦會米市胡同的傳道,1910 年被按立為牧師,此後並以推動自立本色教會為己任,成為民國時期教會推動自立與合一運動的重要領袖,誠氏至1912年,邀約天津張伯苓、劉廣慶等四十餘人至京,召開千人大會,正式創設「中華基督教會」。並獲得倫敦會支持,送出東直門外福音堂及崇文門外東柳樹井福音堂,作為該自立會開基的根據地,於1913 年向內政部立案,獲准成為教會。稍後又獲贈崇文門內米市福音堂,寬街公理會布道所及其它房屋,擁有五處堂會,遂成立一區會。該會成立宗旨,強調「聯合中華基督教各教會合力進行,共圖自助、自治、自傳以為基督生活的表徵„„。」由此可見,該會乃由各宗派採行聯合及合作形式的自立教會,故可稱之為宗派系統「合一化」的自立教會模式。

綜觀上述閩南、山東、北京及上海四種自立教會模式,可知前三者乃屬於宗派系統內的「中西合作」、「師生關係」及「合一化」的揉合模式,與宗派差會仍然保持關係。至於上海則屬完全脫離宗派,開創獨立教會的創新模式。就上海模式而言,至二十及三十年代,影響一批具有靈恩色彩的華人教牧、信徒,起而組成「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聚會所」(小群)、靈糧堂等地方教會,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華人獨立教會的典範,其重要性於此可見。(作者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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