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罵中國也不討好中國

也是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領事館發現我在時事評論上常常有很多意見，是比較理解中國的。因為海外一般是罵中國，一口否定中國。而我是比較同情中國的，因為我常常回來，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那麼我就平衡了很多對中國無理的批評。在領事館聊天的時候，我就說中國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自己人在內部提啦，不要在外面講。他們聽了以後，就推薦我直接跟國務院反映，認為這樣可能更有效果。他們希望我能夠在海外提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中國國內又沒有注意到的，西方抓住問題就批判，海外的提醒對中國建立自己的形象很重要。一九九九年我就開始跟國務院對話，每一次到北京都到國務院跟他們見見面，提一些建議，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對話都很成功。我覺得中國政府是非常開明的，也願意參考很多的看法。這就變成了我們工作的一個層次，就是與中央的領導者和地方的領導者的對話。

我們完全中立，也不想討好中國，我們都講真話，實際上中國也想聽真話，不想聽你讚美它。你對外的時候可以讚美它，但是對內的時候它想聽真話。
一直以來，這個對話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我寫了好多的建議書，我發現中國不少地方是有採納的。我知道中國在人權宗教自由這些方面是真的想改變，但是也不是明天就可以改好的，所以它是一步一步進步，在法律上也做了很大的改進。

從一九九三年我回來到現在，中國的改變實在是太大了，而且官員的素質越來越高，官員對自己的要求也相當的高，這些改變都是很讓人驚喜的。我去過三十多個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中國，當然七大工業國都比中國好。中國的這種努力，人民向上的風氣以及中國制度改革的方向都是令人欣喜的。當然腐敗還是有，但是中國起碼在懲治。所以，這一切你發現中國很有希望的。我也慢慢看見中國越變越好，每一次來法律都有一些改變，規定都有一些改變，所以這是中國改變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層次，我自己在大學有很多交流，我也成為好幾個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山大學請我當了博士生導師。我常回來講課，學生都非常好，年輕人充滿了理想，也有很多通過E-mail和我討論人生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人生很空虛，想找人生的意義，但是找不到，就只好賺錢，但又不想只是賺錢，這是他們很特別的表現，所以年輕一代是有理想的。從最好的大學到一般的大學我都有教，裡面都有充滿了熱情的年輕人。且我和好幾十個著名學者有對話，發現中國知識界非常活躍，思想也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好像到了最近這三四年以來，學術和自由度比從前增加很多，這個也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很多不同意過去意識形態的說法都可以講出來。